关于制定《商事通则》的理论探讨

从目前经济贸易的发展状况入手,分析了统一协调的商法对于整合我国经贸关系的意义,论证了《商事通则》是唯一的选择,最后归纳出制定《商事通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对传统商法立法模式的反思——兼论《商事通则》的制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商法理论研究的逐步成熟,商法作为调整市场交易关系的基本法应以何种形式出现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传统的民商合一模式与民商分立模式都已不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对商法的要求,我们应该另辟蹊径--建立以<商事通则>为一般规定,各商事单行法为特别法的商法体系.     

浅析《商事通则》的构建

民法典的制定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大陆法系先民后商的立法惯例,使理论界不得不认真审视商法在私法中的地位。以现有的条件来看,制定一部大包大揽的民法典,或者出台一部与民法典并驾齐驱的商法典都有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商事通则》加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成为了商事立法的最佳路径选择。     

中俄国际商事合同之国际贸易法适用

中国和俄罗斯是世界市场的成员,中、俄企业家在进行对外贸易活动时必须关注国际性的原则和规定.国际贸易法文件的适用能够帮助两国的商人按照国际标准来确定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进行对外贸易活动.本篇文章的目标是研究在中俄贸易中《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交货共同条件以及国际标准合同的适用,并分析与这些文件适用有关的问题.     

日本《法律适用通则法》的立法

在《法律适用通则法》（以下简称《通则法》）实施前，日本的主要法律适用规范是1898年制定的《法例》。《通则法》是日本于2006年在对《法例》内容进行重大修改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综述

2011年5月21-22日,由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主办、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大学法学院承办的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在云南省玉溪市召开。与会代表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的商法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综述如下:一、关于商法总论的研究     

论商事主体适用国际商事惯例的不确定性(下)

二、《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一)《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下称《解释通则》)在贸易术语中的地位我们都知道贸易术语(FOB,CIF,DEQ,FCA等)是国际买卖合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满足了商事活动迅捷性的要求,避免了交易双方就一次买卖的基本事项进行长时间的谈判,因此双方想要使用的通常性规则不必规定得很详细。贸易术语只涉及到双方在交货环节     

论我国商法体系的建构技术

当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典的内部规范逐渐解体，商事单行法却生机勃勃，已经成为商事立法发展的世界性潮流。无论是采用“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体例的国家，其商法体系发展的现状，均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模板。因此，在商法体系的建构技术上，我国必须超越外国传统模式，制定《商法通则》上承《民法典》下统商事单行法。我国商事单行法只有始终如一地贯彻《商法通则》所确认的价值理念，才能形成一个形散而神不散，健全的商法体系。为此，必须制定立法和修改规划，消除体系中的矛盾、冲突和不和谐因素，做好商事单行法的汇编工作，使实质意义上的商法体系同样具备可综览性。     

商事通则模式：中国特色的商事立法模式

中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是近年来我国商法学界探讨的重大热点问题,理论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立法主张。《商事通则》模式今年来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该模式摆脱了有关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离的旷日持久争论,转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构建中国的商事法律制度。商事通则模式是最能满足中国社会需求的商事法律制度供给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以商事通则模式为基本立场,通过介绍该模式形成的背景,试对该模式最为核心的《商事通则》的体例结构和内容等做出基本构想。     

《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与《销售合同公约》货物风险转移原则的牵连性与独立性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作为国际贸易的统一实体法,创设的货物风险转移原则较为笼统性,因而为最新的国际贸易术语统一惯例《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尽管强制法限制惯例的约定,但两种规则并不冲突,彼此之间相辅相承。秉承公约的传统,同时利用国际贸易惯例的功能,改革与完善国际货物买卖和运输交接货的责任界定与风险转移,是国际商会对于《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杰出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