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罚性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功能与定位

作为对我国近年来发生争议的热点案件的一个理论回应,需罚性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功能与定位被提出。我国目前的犯罪论体系均是以应罚性为中心展开的,缺乏对需罚性的判断,从而带来严重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犯罪论体系须认真对待刑法体系内的应罚性与刑法体系外的需罚性。从理论上,需罚性就是从刑事政策或宪法上判断有无刑罚处罚的必要性,是以预防的必要性为理论根据架设起刑事政策或宪法与刑法体系之间的桥梁,具有兼顾体系正义与个案正义的合目的性。同时,将需罚性导入我国犯罪论体系具有立法与司法基础,与我国实定法之间具有融贯性。我国应当建构应罚性与需罚性并重的犯罪论体系。     

从昆明“3.01”暴恐事件论我国警用手枪的现状和发展

面对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暴恐事件,警察必须直接开枪予以制止,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暴恐犯罪行为所导致的危害,有效维护公共安全。昆明"3·01"暴恐事件表明,我国警用手枪装备现状已不能适应新的执法环境的要求。为了有效应对处置暴恐袭击活动,迫切需要改善现有警用手枪装备,加快警用手枪的发展。介绍了昆明暴恐事件的特点,论述了暴恐事件下警察用枪的必要性,分析了我国警用手枪的现状与不足,提出了警用手枪的发展建议。     

论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阅卷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86条第2款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在批捕环节提供辩护意见的权利,而从《刑事诉讼法》第35条可知,辩护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若要使侦查阶段的辩护权能够得到真正落实,至少应当在逮捕及其相关环节确保辩护律师查阅逮捕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之机会。侦查秘密原则并不构成对辩护律师上述权利予以限制的合理理由,且辩护律师在逮捕及相关环节上的阅卷权对于遏制羁押常态化现象将发挥极大作用。因之,对《刑事诉讼法》第38条有关辩护人阅卷之阶段与范围的规定,应抛弃传统的形式解释方法,而代之以实质解释论视角。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构建及程序衔接

逮捕及随之而来的羁押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剥夺,适用逮捕措施必须遵循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的要求。我国审前羁押率过高的现状,背离了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成为刑事诉讼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对于解决审前羁押率过高的问题大有裨益。行使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的应当是侦监部门、公诉部门及监所检察部门,三个部门应当建立协调配合机制以实现检察业务资源的优化整合。     

国际重新犯罪率数据比较初探

根据现有最新资料,从当前全球已报告重新犯罪率数据的国家来看,主要针对监狱释放人员和社区矫正解矫人员两类对象开展重新犯罪率统计,所采用的具体衡量指标包括重新逮捕率、重新定罪率和重新监禁率.比较结果显示,监狱释放人员的重新逮捕率大于重新定罪率,重新定罪率大于重新监禁率;社区矫正解矫人员重新犯罪率低于监狱释放人员;与国外相比...     

无因管理行为公法保护制度探讨——以加强对无因管理者权利的保护为重点

我国主要通过私法制度对无因管理行为加以规范,这远不能满足充分保护无因管理者权利的需要.建立和完善无因管理行为公法保护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其必要性是:私法规范无因管理行为不够全面,私法保护无因管理者权利不够充分,通过公法保护无因管理行为符合行政民主的价值理念,无因管理行为本身也具有公法上的独特价值;其可行性是:建立和完善无因管理行为公法保护制度,具有可资借鉴的基本经验,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制度基础.建立和完善无因管理行为公法保护制度,首先应明确无因管理公法制度的价值目标,其次应确立无因管理行为的公法地位,最后应完善无因管理者权利保护制度.     

新形势下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国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它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武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为了准确地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保证我国社会发展顺利进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浅谈高职专业英语教材改革的必要性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人才培养过程中传授知识、训练技能和发展智力的重要工具之一,是高校教学、科研水平的重要反映。它不仅是教师传授知识的媒体,而且也成为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媒介。然而,目前高职专业基础英语教材建设存在着一些弊端,加强基础英语教材改革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探究

警察出庭作证在西方法治国家是一种通行做法,并且具有多元的诉讼价值。在我国,建立这一制度虽然有其必要性,但目前在观念、体制、立法等方面尚存在诸多障碍,因而条件并不成熟。当务之急,是为该制度在未来的建立做一些铺垫性的、基础性的工作。     

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研究——以自动化决策与算法规制为视角

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主要是使用形式化、量化或精算方法来预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发展。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以法律现实主义以及循证实践为思想基础,以降低审前羁押率为目的,并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支撑。从实践来看,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模型的预测正确率只达到中等程度,且并未超越司法人员的预测正确率。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科学性和公正性方面存在多重风险,如固化司法实践中既存的偏见歧视以及剥夺当事人辩护权等。为保障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的有效适用,一方面应建构科学且公正的评估模型,另一方面应确保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在建构和实施过程中受到正当程序原则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