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能动性与美国司法能动主义概念比较

关于司法能动的概念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无从求解的问题了,在20世纪就已经以概念的形式出现。近些年,我国的司法能动尽管正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能动制度,并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与司法能动本身的初衷和原貌仍有差距。分析并阐明两国之间的差异,能够进一步的帮助我国建立和完善司法能动的进程。     

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叙事的遗民意识论

日据时期苦难多变的社会历史，造就了台湾风格多样、题材各异的文学作品，但是其文学的灵魂或者说支撑文学大厦的基石没有改变：仍然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特别是台湾知识分子的“遗民情结”，一种失去故国却又坚持“故国”文化理念和固守“故国”政治操守的深层心理结构在深深影响着台湾文学。“遗民情结”所驱动的文学意识是台湾文学中潜在的暗流，     

东北亚新局

中日美韩新领导层陆续亮相,加上朝俄稍早前的领导人变更,使得东北亚的多对双边关系面临调整。一段时间以来,各种特使身份的穿梭外交,频频现诸报端。然而,东北亚"外交花园"上空,历史问题仍阴魂不散。停战60年后,朝鲜半岛仍被三八线阻隔;战败68年后,日本还在为二战的遗留岛屿问题叫嚣;即便是高唱"大和解"的朴槿惠,也要处理父亲时代亲美反朝与日据时期韩人受辱之间的紧张关系。     

日据时期台湾烟草政策浅析

日本占领台湾后,推行了一系列殖民地经济政策。为减轻日本本国的财政负担,实现台湾殖民地财政独立,台湾总督府开始推行专卖制度。其中,烟草也是最早实施专卖的五种商品之一。烟草专卖制度不仅使台湾成为日本烟草产业的重要倾销地,也是日本侵略者扶持日本本土企业发展,缓解军费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中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经历了1983年非理性的中国式速决程序--“严打程序”、1996年正式刑事简易程序的创建、2012年范围充分扩大了的简易程序、2014年“速裁程序”的试点等四个发展阶段。总结过去中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发展规律,我们可以看出将来简易程序的发展方向为：简易程序的形式从单一走向多元化,简易程序的自身特征从从单纯追求效率走向简易程序的正当化,简易程序的改革依据从于法无据走向于法有据。     

台湾日据时期现代文学期刊：对抗与规训的纠葛

在日据时期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期刊为台湾作家提供了发表园地,对台湾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媒体是文学的外围,是文学传播的重要环节,可以将其作为日据时期台湾现代文学的文化背景来解读。在此时期,进步媒体传播民主理念和思想,成为民主启蒙运动的载体。同时也有一些对殖民当局进行协力的文学期刊社团存在。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反殖民和追求社会进步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媒体角力与媒体抗争史。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对南洋种养业的调查与日本南进政策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调查机关作为日本推行南进政策的情报机构,对南洋种养业进行了长期、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日本＂经济南进期＂,总督府对南洋种养业调查的目的是为日本经济势力向南洋地区扩张提供参考资料,为南洋日侨企业提供产业指导。进入＂国策南进期＂后,总督府对南洋种养业调查的目标则是利用南洋地区热带资源开发战争所需的战略资源,为日本进行长期战提供物质保障。     

海南团建议修改《电力法》提出67条修改意见

本刊讯(陈蔚林)记者从海南代表团获悉,该团拟向大会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下简称《电力法》)的议案,对其中阻碍电力体制改革顺利推进和电力事业科学发展的内容予以修改。议案围绕厘清关系、明晰产权、打破壁垒、顺应改革等方面作出案据分析后,对《电力法》提出了67条具体修改意见,新增了一些条例。比如"新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应纳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由政府委托     

“改革于法有据”的争论及其破解——基于良性违宪的思考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直指当前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的改革与法治之间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上世纪末我国学界提出的关于法与改革关系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争论中出现了诸如宪法变迁、地方变通、法律解释、法律修改等诸多理论,但这些理论忽略了我国改革发展初期的特殊性,即改革与法治起步较晚且同时进行且起步较低从而导致改革以"实践"为导向而非法治。破解"改革于法有据"的难题,要实现推进改革与遵守宪法法律的有机结合,运用好授权改革方式;立足社会变革实际,正确把握宪法变迁、宪法修改与宪法的稳定性、权威性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法律解释与法律修改的建设性作用。     

日据前期在台湾日本人的工商业活动

日据时期,台湾岛内日本人的工商业活动构成了殖民地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被我们忽视。日本占据台湾后,大量日本工商业者,上至御用商人,下至小商人随即来到台湾寻求经济利益。一方面,殖民当局赋予他们特权和便利,使得他们能迅速占有和攫取台湾重要的资源——黄金和樟脑;另一方面,和垄断资本不同,他们的经济活动更多地受到殖民当局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