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新形态”发展理念的演进逻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实践,是世界文明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努力在于对引领人类未来前进方向的新型文明价值观形态、对于新质的发展理念和模式的严肃思考和实践探索。作为对"西方文明"主宰下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历史性反思与实践性超越,中国为全球共享的文明新体系、发展新形态贡献"中国道路"与"核心价值观"的智慧;着眼中西文化选择之间激烈交锋、冲突以及复杂博弈的非确定性情境,面向未来,无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还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所确立的"五大理念",其所承载和彰显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新文明理念的愿景预期、合理形态的制度价值实践、新文明人格类型的确立与塑造,以及对人类未来发展前景和命运的一种高瞻远瞩的理性筹划、审慎设计和有效践履。     

“争点论”探赜

"争点论"是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修辞学家赫玛戈拉斯系统论述的一种修辞学理论。为了对"个案"或"确定的问题"的实际解决,赫玛戈拉斯提出了四个所谓的"逻辑问题",即:事实争点(或推测性争点);定义争点;性质争点;程序争点(或转移争点)。与这四种争点并列的是所谓"法律问题",它们包括:条文的字面含义与(立法)意义或意图的争议;法律冲突;"(法律或文件表述)歧义"的争议;"基于类比推理"的争议,等等。赫玛戈拉斯身后直到公元2世纪,除了西塞罗、昆体良等人介绍他的"争点论"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了与他的学说不同的争点论,另有学者沿着他的思想继续拓进,使他的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对此做出贡献最大的,也最为后世所知的,是公元2世纪的希腊修辞学家、"第二波智者派"的代表人物赫摩根尼斯。他系统地论述了对后世影响较大的13争点体系,其理论在中世纪被奉为修辞学上的最重要的权威。     

唐代判词中的法意、逻辑与修辞——以《文苑英华·刑狱门》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判词是中国古代法律智慧的结晶。一些用骈文写成的判词,修辞考究,形式优美,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一些学者认为其是"堆垛故事之浮词"。经考察发现,一些优秀判词并非如此,华丽外表之下有着丰富义理,这与评判唐代判词的标准有很大关系。一篇优秀判词首先要观点正确,其次要合乎法律,此外还要合乎逻辑、言辞优美。只有这四者比例协调,才能形成好的判词。以"刑狱门"为代表的唐代判词符合上述原则,因此,并非"徒有其表"。唐代判词还非常注重法律论证,论证结构非常复杂,普遍采用中国传统辩证论证方法,即"双证"方法,亦即理证与事证相结合、正面证明与反面证明相结合、演绎论证与模拟论证相结合,一阴一阳,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表明,到唐代,我国古代法律思维已经逐渐发展成熟。     

马克思实践的现代性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在具体运作层面寻求突破。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基本方法,内蕴着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主体、动力、价值等逻辑特质,有助于预防和克服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可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具体运作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启示。遵循马克思实践的现代性逻辑,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应运作如下理路:以承认传统文化本然状态和自在性为前提,以能动地审视和解决传统文化现实问题为关键;以最广泛的群众为文化主体,以"全面深化改革"之文化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发掘、适应和融入符合现代化发展趋向的人本价值为旨趣。     

审判中心与证据法：一点浅思

关于“审判中心与证据法的发展”这个题目，我的看法是：审判中心及其所可能引发的程序结构变迁为证据法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或者说新的推动力，但这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就审判中心主义即证据法发展的空间或推动力而言，我觉得我们还处于想象之中。现在我们对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意涵和实现路径还有争议，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此尚未达成共识。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围绕审判中心主义所进行的地方性试点改革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范就更是如此。甚至包括最早推进庭审实质化试点改革的成都中院，大家都还在继续探讨而根本没有对此作普遍推广。前段时间笔者参加了一个司法改革研讨会，有领导明确表示：“怎么搞审判中心主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各家都还有不同意见。至于怎么做，也是不成熟的。”既然在如何理解和推行审判中心主义这个逻辑前提上都有不同意见，很明显我们探讨证据法应如何发展的时机还不太成熟。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至今仍处于发挥主观想象力这样一个阶段。就此而言，学术界和实务界仍然需要围绕何为审判中心主义，如何实现审判中心这一命题上进行深入的对话与探讨，以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厘清我国证据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     

关于劳动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的省思

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人类劳动并制定出正确的劳动概念，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各个主要概念都是历史地从劳动范畴的逻辑展开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体概念，并且它们都将在劳动范畴的基础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说明。现实的人的感性物质劳动既是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也应当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     

融合与分离:统一战线的衍化逻辑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从历时性的角度讲,中国共产党90年的宝贵经验已经深刻地检验了统一战线法宝的实然价值.透过历史现象究其本质,统一战线就是融合与分离的不断衍化过程.而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融合与分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发生、发展和衍化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双重逻辑解析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其在总体上持续存在着逻辑上的分裂式解读,即要么坚持以单一的科学逻辑阐释马克思主义,要么坚持以单一的人本逻辑阐释马克思主义,并表现出两者交替式演进的特征。如何处理两种逻辑之间的关系对于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回归马克思思想演进的过程,其在总体上经历了从人本逻辑向科学逻辑的"格式塔"转化,但人本逻辑并未遭致完全地丢弃,而是始终以外在于科学逻辑的方式对其发挥了多方面的前提性作用。反过来,正是基于科学逻辑对社会现实的确定性的说明,马克思基于人本逻辑的未来构想才能够避免空洞的说教。就此而言,科学逻辑又在根本上支撑着人本逻辑。两者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双重逻辑。     

社会主义何以值得信仰的历史逻辑探究

社会主义何以值得信仰,实质是它之于人类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和实践可能性的问题,须作历史逻辑的探究才能弄清其中道理。原始共产主义维系了人类物种的存续,形成了人类的社会本质;中华民族私有制历史上始终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西方历史也不乏类似的想象和渴望,以至产生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社会主义想象和渴望根源于私有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对其残酷现实的意愿否定和超越,欧洲历史上的"彼岸""天国""乌托邦"等都是这些矛盾的产物和反映。从现实看,资本主义作为私有制的顶峰已经把私有制社会的内在矛盾推到了极限,它已失去了自我救赎的能力,它所推动的一切社会进步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和现实可能性。     

地理政治逻辑的复归：读《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

作为大战略研究的一个分类，地理政治研究除了担负为制订政纲和决策提供理论框架和抽象信息、培育公众的战略意识与战略思维能力的社会职责，并因此而具有社会反思的意义，它还为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中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进路，从而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的自觉和自省。吴征宇的新作《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以下简称《霸权的逻辑》）^①正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人对国家和学科的责任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