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必破”的逻辑解析

“命案必破”是一个规范命题,承诺命题,同时又是一个必然模态命题。“命案必破”之因,产生了公安工作发展之果;公安工作发展之果又不断促进“命案必破”目标的实现;“命案必破”目标的不断实现必然促进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又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因此,无论从逻辑上对命题本身的解读,还是对命题与实践结果的因果分析,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命案必破”命题的提出不但是科学的,而且具有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     

论法学的知识性质与学科分类体系——基于逻辑与范式的知识分界标准

中国权威的法理学教科书对于法学的知识性质与学科分类体系的分析是以误解知识的分界标准为基础的。逻辑与范式是科学与非科学分界的两种重要标准,借助于这两种标准,可以清楚地界定法学的知识性质,奠定法学学科分类体系的基础。     

金融危机与美国霸权

此次发端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美国霸权过度扩张的产物，对美国霸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削弱有助于加快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进程。     

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形成中的数学因素

数学思维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啊,而西方文化逻辑就主要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之上。由于西方的数学是演绎数学,具有形式化的特点,所以,建立在演绎数学基础上的西方文化逻辑便具有注重形式化的特点。西方文化逻辑对西方文化中的所有学科都有影响,法律也不例外。西方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演绎数学的基础之上,所以,受思维方式影响的西方法律也必然具有形式化的特点,即注重法律形式合理性。由于数学是理性的化身,所以,近现代西方法律理性化的结果使法律得到了数学理性更深的改造。数学思维虽然不是近现代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形成的唯一影响因素,但无疑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程中的信仰养成

一、应然认同：崇高的民族信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支撑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突出强调要把实现全民自觉作为完善和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着力点和根本目标。     

新制度主义视阈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探析

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而言,制度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是制度的发展和创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其三个主要流派为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角和看法,分别提出了制度创新的三大逻辑,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工具性逻辑、社会学制度主义的适宜性逻辑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关联性逻辑。三大制度创新逻辑的提出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既要推进政治理念的更新,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导;也要理顺政治权力结构关系,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更要规范利益相关者的政治参与,为政治制度创新奠定坚实的动力基础。     

趋同抑或维系：公司治理模式演化的逻辑与实证——The End of History for Corporate Law述评

美国著名公司法学者耶鲁大学教授Henry Hansmann和哈佛大学教授Reinier Kraak- man于199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了一篇论文,讨论了各国公司治理模式是否在趋同的问题,随即引起了学界的激烈争论与回应。2001年,两人又在Georgetown Law Journal发表了包含对一些批评意见的回应的正式稿,即著名的《公司法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for Corporate Law)一文。     

强化土地资源利用管理 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央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我省经济社会保持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全省GDP连续6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质量日渐提高,社会各项事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大批扩内需、保增长、保民生项目的实施，全省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持续上升。     

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双重性——论马克思的资本文化哲学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运动有着否定性与肯定性并存的两面性：资本的肯定性就在于它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明;资本的否定性在于资本本身的反人性、反历史以及最终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本性。但即使是资本的反人性问题,马克思在批判异化时,承认了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马克思还认为,资本的文化逻辑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提供了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即自由时间的现实性存在,这是更深层次上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积极意义。     

农民合作的历史与现实

世纪初，国家希望通过税费改革解决三农危机，实现乡村稳定，推动乡村发展。然而在缓解危机的同时，负面效果也在呈现，乡镇资源枯竭加之村干部的“不作为”，村庄难以治理，市场冲击下的消费主义兴起，乡村治理又面临新的困境。此时，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政策使村庄治理的改善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也为农民合作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