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执法、城市治理与行政法治

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飞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随之松动,人口、资本、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目前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体现了阶段性特点:政府主导推进和公众有序参与相互作用,当然也出现公众自发无序参与:贴小广告、摆流动摊位、卖盗版碟片、无证运渣土、开"黑车"……当政府以管理秩序对这些自发无序参与进行规范时,如果仅仅追求管理秩     

从“毒胶囊”事件看道德价值之缺失

前不久,一些企业被曝使用工业明胶制造铬含量严重超标的药用胶囊,震惊全国。从"毒奶粉"到"毒胶囊",与公众生命健康权最为密切的食品、药品领域丑闻不断,个中缘由,通常被归结为法律制度欠缺、监     

杜威道德理论实用特征之论析

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杜威的道德理论明显地表现出实用特征,这些特征具体地可以概括为:他既注重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行动,也注重个体所作出的实际行动的效果;他强调作为情境意义的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工具性质,这实现了伦理学方法论意义的变革;他还认为道德目的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个体自身在道德上的发展和生长的过程。     

G20和联合国中的欧盟:确保全球善治?

本文分析了欧盟(EU),二十国集团(G20)和联合国(UN)之间的关系。这三个组织以不同的方式标示着全球秩序的变革,身处其中的国家通过更密切的合作以应对跨国挑战。然而,这些组织的本质和运作方式各不相同。本文考察了欧盟在G20和联合国中的代表性问题,以及欧盟如何致力于塑造更加有效、连贯的全球治理体系。在G20中,欧盟享有正式成员的优势,但在联合国体系中没有出现这一情况,欧盟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发挥作用。     

中美关系良性互动将有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与完善

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上升,原有的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经过时,而向适应新形势的"东西方共同治理"模式的转变步履维艰,全球治理面临"失序"和"碎片化"的危险。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治理理念和方案。与之相对照,美国奥巴马政府以来"逆全球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在全球治理中不断缺位和错位。尽管如此,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中美两国应努力加强沟通,增信释疑,建立良性互动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与完善。     

合作治理——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

合作治理,是继统治、管理、服务逻辑之后治理公共事务的新逻辑。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公共事务治理价值目标、主体、机制等层面的变化,合作治理应运而生。它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间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组织地治理,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理想逻辑,于公共管理领域将日益凸显,成为大势所趋。     

吉林省贪污贿赂犯罪实证考察与司法治理方式之完善(2013—2015)

所谓司法治理方式,指的是司法系统在针对特定犯罪采取刑事制裁措施过程中在打击策略、打击重点、打击强度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性的方法。当前吉林省司法机关采用的司法治理方式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些许缺陷与不足。在打击策略上应进一步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协调,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避免给民众留下选择性司法的不良观感;在打击重点上要加强对行贿犯罪的惩处,进一步改变"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合理配置资格刑,加强对商业贿赂行为的管控,同时加强对骗取型贪污行为的处罚力度,与诈骗罪相对比实现法律条文的内在协调。     

"扶与不扶"之法理分析

"彭宇案"发生后引发社会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深思,且产生恶劣影响。本文认为分析问题首先明晰原因,"扶与不扶"的困局源于法院判决的拙劣说理、新闻媒体的选择性报道等;原因在于道德与法律两方面;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推动法治建设的发展,应大力提升社会大众的法治意识,法院应依法做出判决,对于媒体的报道都应该理性听取。     

小学生公民意识培养途径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这是"公民意识"一词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如何在教育中培养孩子的公民意识,让孩子们从小去体验和感知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是教育者需要研究的新课题。一、小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的问题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变化,学校教育中应试教育的影响与学校德育的滞后以及家     

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制度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再造

20世纪30年代中共将苏维埃革命的触角伸入广袤的中国乡村之时,失序的乡村社会考验着苏维埃政权的乡村治理能力。中共以阶级斗争作为乡村权力再造的重要切入点,推动苏维埃制度在乡村中的确立,唤起了权力主体的民主意识觉醒,使国家权力顺利嵌入乡村基层政权。苏维埃政权成功实现对乡村民众的赋权,并导入新的委员代表制度,构建了一个超越传统的全能型政权,通过重构社会组织的机能,再造乡村社会秩序的国家意志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