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遗嘱独立性之辨析

明确公证遗嘱的独立属性非常必要,明确公证遗嘱的独立性有助于确保遗嘱人意志的真实性,并更能彰显效率原则。应当完善遗嘱公证程序,发挥公证的顾问、咨询职能,以明确公证遗嘱的独立性。     

中国公证协会六届九次常务理事会在包头召开

秋风送爽,金桔飘香,中国公证协会六届九次常务理事会于2012年8月28日至30日在内蒙古包头市召开。会议由中国公证协会会长段正坤主持。此次会议的召开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和包头市司法局的高度重视和精心安排,徐呼和厅长和包头市司法局纪检书记左会军莅临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7月10日,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为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此次常务理事会把传达贯彻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精神作为了第一项议题。会议认     

“阴阳”遗嘱惹风波

母亲去世十年后，父亲也撒手人寰，摆在三子女面前的，是一道继承难题。原来，母亲去世时，父亲邀请亲朋作证，在子女面前立下遗嘱，他们的房屋在其死后变卖，所得财产由三子女平分。哪料，女儿突然拿出另一份遗嘱，根据这份遗嘱，父母的遗产由她—人继承。秘密遗嘱突然曝光，锋芒直指前一份遗嘱，一场遗产继承风波由此上演。“阴阳”遗嘱，哪个有效？     

真假遗嘱大战——香港富商龚如心生前身后的两场遗嘱官司

香港富商龚如心,生前同公公打了8年的世纪遗产大战;而在她过世后,她的巨额遗产又被一名风水大师所争夺。巨额遗产,似乎成了她传奇人生中的黑色幽默剧。而这两场幽默剧中的戏码,都是围绕真假遗嘱展开情节的。2013年7月5日上午,香港风水师陈振聪被控伪造及使用华懋已故主席龚如心遗嘱一案,裁定罪名成立,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处监禁12年。由此,这桩长达6年之久、涉及近千亿遗产、轰动整个香港的豪门官司终于尘埃落定。     

曾国藩遗嘱的异响

晚清重臣曾国藩，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他学问、做人都在思考、自律中伸展，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的理想境界。畅游史海，“盛不过三代”，很多官宦之家很难逾越。而100多年过去，曾氏家族却屡出英才，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都是曾国藩后裔。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曾氏家族长盛不衰呢？     

必须高度重视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正从1922年12月至1923年2月,列宁在病重期间以顽强的毅力和超人的乐观精神,口授了5篇论文和3封信。这组重要的历史文献被人们看作是"列宁的遗嘱"。在这些文献中,列宁贡献了他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最后的智慧和思考。其中有一篇短文,题目叫《论我国革命》,文字虽然不多,却言简意赅。他对俄国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领导人否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论点做出了总结性     

“民法典时代”遗嘱公证现状分析

随着2021年1月1日起我国《民法典》的施行,取消了公证遗嘱效力高于其他形式遗嘱之规定,在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中作出新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民法典》实施后,公证遗嘱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遗嘱仍然具有较大优势。无论是公证遗嘱还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等其他形式的遗嘱,当立遗嘱人死亡后,都需要对遗嘱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确认,方能对遗嘱进行执行,实现立遗嘱人的遗愿,遗嘱检认问题亦随之而生,遗嘱检认也必然会成为“民法典时代”民事法律服务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证在遗嘱、继承领域深耕三十多年,必然会在遗嘱检认领域大有可为。     

《民法典》框架下的继承公证实践研究

《民法典》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继承法律关系的规定以及继承公证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在《民法典》视域下,继承公证实践需要遵循新的法律规范,确保公证过程的公正、公平和效率。本文从继承的含义、继承公证的作用两个方面对继承公证进行简要介绍,分析了《民法典》视域下继承公证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以期为继承公证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民法典》居住权的三层构造之解释论

《民法典》居住权呈现出结构化、层次性和价值多元的特质,但其制度设计未适当提取公因式,有待透过宽松的解释立场,完善和充实其三层法律构造的具体细节。《民法典》第366-370条形成第一层构造中的合同居住权,对其主体、客体、权能、消灭事由应该采取文义解释、目的性扩张、目的解释及体系解释等不同解释方法,在恪守物权法定原则之外有效保护契约自由。《民法典》第371条形成第二层构造中的遗嘱居住权,其在设立方式与形式、继承与转让、登记效力等方面,参照适用合同居住权规则的空间非常有限,法律适用机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民法典》第243条第3款、第1090条等形成第三层构造中的法定居住权和裁判居住权,于其类型化的基础上,需要朝具体化的方向填补漏洞。从而,促进居住权在我国的规范体系化和内容本土化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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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信箱两份遗嘱内容抵触,应以哪份为准?背景:洪某去世,留下两份遗嘱,一份是1991年所立,明确将其名下的8间房屋由他的两个儿子各继承4间,并办理了公证;另一份是1998年所立,指定8间房子全部由次子继承。洪某死后,两个儿子为此发生争执,双方无法协商解决,最终诉至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