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醉酒驾驶犯罪化理论依据探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单纯的醉驾行为作为犯罪化处理,司法实践只关注案件实体的处理,忽略了法理的探究。单纯醉驾之所以能够作为犯罪化处理,其理论依据在于:从客观上看,醉驾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增加了该行为发生交通事故的盖然性;从主观上看,行为人设定的醉酒行为是在故意状态下为之,并能预见和认识到自己在责任能力低下的状态下实施驾车行为;作为抽象危险犯中的该种行为,从一般生活的经验来看,也具有现实的引起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的可能,在结果无价值理论看来也给予否定评价。     

中国刑法中危险驾驶罪的理性解读与立法展望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醉酒驾车行为所引发的交通事故问题,《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该罪被纳入到刑法范围内以来,围绕着该罪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不同学者对该罪的犯罪构成、司法认定、效果和本质等问题均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理解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要对其客观构成要素要件中的道路、机动车、醉酒驾驶以及追逐竞速做明确的理解并对危险驾驶罪与其他犯罪的关系做出区分。作为形式犯的危险驾驶罪立法至今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从立法层面来讲,危险驾驶罪仍需进一步完善。     

醉驾：莫因误区陷图圄

随着“醉驾入刑”宣传工作的深入,很多驾驶员朋友对酒后驾车的危害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值得广大驾驶员提高警惕。误区一：醉驾仅针对四轮汽车案例：今年元旦,小林参加了一个老乡聚会,席间喝了很多啤酒。饭后,小林驾驶二轮摩托车回家,途中与刘某驾驶的小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小林拔打了110报警,并在现场等候交...     

论司法实务中醉酒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以财产侵害类案例为视角

目前,司法实务中处理醉酒型犯罪时存在不问嫌疑人犯罪前醉酒原因,不看犯罪时和犯罪后嫌疑人的客观表现,将醉酒行为直接等同于犯罪的主观故意,以及客观归罪带来定罪不准确和罪责刑不相适应等问题。尤其是醉酒型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涉及财产侵害领域类的案件相对罕见,尚未形成成熟的定罪量刑模式。对此,可以借鉴危险驾驶罪、袭警罪、故意伤害罪的推定方法和认定标准,充分结合醉酒程度、普通人标准以及客观性证据,准确把握醉酒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     

情态证据在熟人醉酒强奸案件中的审查运用

醉酒型强奸案件多发于熟人之间,在行为人不认罪的情况下,仅依靠直接证据往往难以定罪,需要围绕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事前、事中及事后的状态等间接证据综合分析。其中,行为人和被害人的表情、动作等细微情态,具有重要的辅助证明作用。案件审查过程中应注重对情态证据的全面分析,在保证证据合法性的前提下,审慎、客观、结合生活常情常理对情态进行评价,同时应综合多种情态进行整体分析,避免对单一情态的单一解读,以最终形成强奸案件的完整证据链条。     

酒后车祸死亡，未尽提醒责任人也担责

2013年8月,阿江打电话约表弟小伟一同到餐厅吃饭,小伟醉酒后没有向阿江打招呼先行离开,阿江对此并未在意,吃完饭后便回家了,第二天阿江得知,小伟醉酒后躺在路上被货车碾压死亡.     

法治,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正金秋十月,在北京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法治中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我们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的17个年头中,法治,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不妨看看媒体最近报道的一组数据:"醉驾入刑"实施前的3年,全国平均每年因酒后驾驶导致交通事故死亡2500余人;实施后的3年,这一数据同比下降了39.3%。数据变化的背后,是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醉酒驾车被认定为犯罪;是3年来公安机关严格执法,查处醉驾22.2万余起,全国无一例醉驾案件被法院判决无罪。     

美国纽约州重罚超速和醉酒驾驶

美国纽约州政府决定从2004年11月18日起进一步增加罚款额度．向驾车人开征“驾驶责任费”根据这项规定．存酒后驾驶汽车、摩托车、船只、铲雪车或超速的，将会收到300美元至750美元不等的罚单．罚款可每年交250美元．分三年交清而18个月内累计违规点数超过6点的，在罚单之外还要交300美元的“驾驶责任费”，这笔费用可一次付清，也可以分三年付清。     

官员饮酒的三重忧思

多年前，民间流传了这么一个说法：“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近年来，因为应酬喝酒喝出了酒精肝、胃出血等疾病的不在少数，有的官员饮酒致死，还有官员醉酒驾车撞人、袭警、打人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而有的地方还想把醉酒死亡的官员申报为“烈士”……而醉酒官员出事产生的费用，不少由财政埋单：在不少人眼里，官员酒场似乎成了制造社会公害的场所。     

急性醉酒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急性醉酒在医学上是一种异常的精神状态，出于维护公共安全的需要，当醉酒者作为加害人时法律宜将其视作正常人对待，接受同样的处罚，但法律对非自愿和病理性的醉酒应作除外性规定。当醉酒者是受害人时，法律应尊重客观事实，承认其精神异常，按法律对精神病人同样的规定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