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人质”的新生儿

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哥俩儿（双胞胎婴儿）做梦也不会想到，因父母无力支付他俩早产而欠的医疗费用，让自己成了医院的“人质”。由于夫妻俩经济条件不好，无力结清孩子的治疗费用，梁先生夫妇希望能先将孩子带出院，然后再攒钱还医院。但该提议遭到了医院的反对，于是，孩子就被扣留在医院里了。     

“被精神病”事件的预防程序与精神卫生立法

为了解决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被精神病"事件,我国需要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进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不需要重复规定精神疾病的医学诊断标准,但需要确立一个能使现行医学诊断标准和治疗护理规范得到有效执行的正当程序。对于己实施危     

违背患方意愿医疗处置困境与对策研究

因专业知识的不对等和信任的缺失,医患双方对疾病的认知往往不甚相同,甚至出现对立,在紧急情况下,这种对立直接影响对患者的治疗,危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本文从实例出发,通过梳理归纳既往的理论观点,在辨析具体情形的基础上,从患者自己决定权的角度出发,论述不同情形下,面对患者拒绝治疗,医方所应采取的处置方式及其法律性质。     

周其凤:美国教育“一塌糊涂”

北大校长周其凤最近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起因是他在一次演讲中抨击美国教育:"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他同时认为中     

花季少女“毁容案”

如今,过度纠结于"官二代",非但不利于对案件本身的反思,更容易把案件引入一个和犯罪事实相去甚远的误区。陶汝坤不是药家鑫,一次普通的刑事案件也不应被"敏感化",升级为一场社会对立,否则,受到伤害的恐怕只会是社会成员的正义感。     

我国社会戒毒医疗机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以西安市四家戒毒医疗机构的调查为例北大核心

我国的戒毒医疗机构可以分为监所戒毒医疗机构和社会戒毒医疗机构两类,后者包括戒毒医院和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通过对西安市四家社会戒毒医疗机构的调查发现,戒毒医院数量逐渐下降,相关专业人才缺乏,美沙酮门诊病患数量减少,门诊覆盖面不够,管理难度大。其问题背后凸显出顶层设计不足,相关政策、法律体系需要完善。社会戒毒医疗机构作为国家救治责任的载体,应对其功能进行准确定位。建议《禁毒法》、《戒毒条例》修改时,完善并明确地方政府对社会戒毒医疗机构的政策性投入,明确病患管理制度。同时,还应创新社会戒毒医疗机构的管理,将自愿戒毒、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的医疗机构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制度有机结合,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和职业荣誉感。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与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处于重大转型期,因社会结构、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各类社会矛盾不断凸显,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然而,公众作为社会矛盾的直接感受者和接触者,其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意愿并不强烈.本文以重庆市11个区县社会矛盾治理为例,依托实地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政治...     

反腐败如何降低公众的行贿意愿:腐败容忍度的双重中介效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并将此作为未来反腐败实践的重点;但国内学者对公众行贿意愿的议题却鲜有研究和讨论。因此,深入探讨公众行贿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能够为以社会公众为切入点的反腐败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在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通过对河南省居民的调查分析发现,公众腐败容忍度在公众行贿意愿的诸影响因素中发挥了双重中介效应。一方面,反腐败绩效不会对公众行贿意愿产生直接影响,却通过影响公众腐败容忍度对公众行贿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另一方面,公众腐败容忍度在腐败经历与公众行贿意愿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强化对行贿行为的惩处、完善行贿黑名单制度、涵养社会廉洁文化氛围、深化反腐倡廉宣传以有效降低公众腐败容忍度,就成为抑制公众行贿意愿的重要实践策略。     

民警离岗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H省的调查分析

公安队伍的稳定是公安机关战斗力的基本保障。利用H省38 789例调查数据开展民警离岗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民警的离岗意愿整体上并不强烈,且存在年龄、性别、学历、岗位、职级差异;身心因素中,健康自评负向预测民警的离岗意愿,一般心理健康正向预测民警离岗意愿;工作诱因中,收入过低、缺乏发展空间、工作高危、工作太累、形式主义多、职业倦怠均正向预测其离岗意愿;家庭与社会因素中,家庭支持、警民关系均负向预测其离岗意愿。要降低民警离岗意愿,需保护民警身心健康,完善双重激励机制,优化公安工作环境,强化家庭支持网络,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性犯罪药物防治入刑的正当性及本土形塑

近年来,我国性犯罪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令人堪忧,需要探索新的治理政策。有的国家采取性犯罪药物防治作为性犯罪的治理手段,值得借鉴。性犯罪药物防治是利用口服或者注射药物方式减少罪犯的雄激素、降低其性欲,达到控制性犯罪目的。有人认为这是残虐、不人道的,侵犯身体健康与性权利。而性犯罪药物防治相比起物理阉割更具人道主义精神,有利于保障基本人权,其尊重受者自由意志,具备一定的社会容忍度,执行方式高效经济。但此种手段需要加以本土化改造,需要规范法律术语,明确刑法性质与适用对象,细化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