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推进民族、侨务、宗教、对台工作的民主法制建设

在2000年即将来临之际，市人大侨民宗委员会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抓住契机，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和市民族工作会议、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委的工作实际，认真实施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贯彻依法治市工作纲要实施方案，为维护上海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城市作出努力。     

“资源消解自治”——项目下乡背景下的村治困境及其逻辑

项目下乡背景下,一些村庄精英分子掌握村庄政治运作和公共利益分配,村庄权力格局失衡,普通村民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话语空间缩小,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本文以"资源消解自治"指涉这种村治困境。在"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下,项目制自身的运作机制导致"乡政"对"村治"的过度干预,而村庄社会变迁和后税费时期既存的乡村治理样态,构成项目下乡背景下"资源消解自治"得以可能的内外两方面原因。"资源消解自治"的村治困境的出现,要求我们正视项目下乡带来的"意外"后果,以更为整体性的政策安排确保国家资源的政治、社会效益充分实现。     

从唐律看唐朝从严治吏

唐朝统治者在吏治方面实施“安人宁国”的吏治方针，并承袭了法家以律治吏的思想，运用唐律作为整饬吏治的有力工具，通过强化对有职权者的法律监督：建立对官吏靠责追究的严密网络，并通过倡导吏治廉洁，严防司法腐败等方面来对官吏进行全面的管理。立法者根据宽猛相济、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立法思想，制定的一系列从严治吏的法律法规和司法制度。对我国在职官管理和廉政建设方面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常读书大有益——孙权劝学

初,孙权谓吕蒙曰①:"卿今当涂掌事②,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③。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④!但当涉猎⑤,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⑥,     

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及启示

乡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乡村治理结构。建国以来,我国的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大体可以划分为"区-乡(村)-组"结构(1950-1953年)、"区-乡镇-组"结构(1954-1958年)、"人民公社制"结构(1958-1982年)和"乡政村治"结构(1983年-现今)四个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历程启示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构建乡村治理结构不仅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而且构建的乡村治理结构还应该是多元互动的,如此才能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善治。     

“民族共治”与“民族区域自治”之辨析

"民族共治"是现代民族理论学界出现的一个新观点。该观点认为:在中国,民族共治与民族自治是同时存在的,它存在"双向两层面"的共治,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建设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本质特征。当前,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是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实践证明了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选择。"民族共治"是否真的可以取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主旋律以及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有多少实现的可能性将是文章论述的重点。     

治大国者先治吏

在中国历史上,为使官僚阶层能践行圣贤之道,端正权力行为,为老百姓做个好的道德榜样,实现以德治国目的,往往使用教育感化或严刑峻法的手段。历史经验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积淀深厚的大国,社会倡导的主流道德价值能否实现,能否真正起到以德治国和化育万民的作用,官员阶层的公正廉明是关键,官员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的深刻历史内涵。要说中国社     

试论云南法治文化建设路径

1997年4月，云南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云南省依法治省五年规划》，为云南法治文化建设展开了一幅新画卷。2006年4月，中共云南省委作出《关于推进依法治省创建法治云南的意见》，明确了创建法治云南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组织保障，为云南法治文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2006年11月，云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又通过（2006--2010年依法治省规划》，以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实施创建法治云南战略，使云南法治文化建设有了法规依据。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推进依法治省进程——对我省部分市州地的调查与思考

为做好省十一次党代会文稿起草工作，根据《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稿调研起草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     

论中国古代的德法共治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论断,本文从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出发,结合儒、法两家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学说,介绍了以德化民的历史功用;同时,阐述了管仲"以法治国"的提出和法家法治学说的发展历程,指出法治工具论的价值取向及其局限性。本文还着重介绍德法互补、共治的发展进程,以周初"明德慎罚"为德法共治的发端,以两汉"德主刑辅"为德法共治的发展阶段,以唐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德法共治的定型阶段,借以说明德法共治的阶段性和一贯性,进而论证德法互补、共治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规律,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强国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