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之效凸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价值属性及社会主义内在运行机理决定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嬗变是内生秩序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政权微观介入和市场机制深度嵌入在不断解构中国乡村传统治理机制的同时,也在艰难地重构着支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和规则体系。以自治、法治、德治为内容的三治融合是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实践,其目的是协调村民自治规则、国家法理规则与传统礼治规则之间的不统一甚或冲突状态。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乡村规则实践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有赖于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促成国家政权介入与乡村内生治理秩序间的均衡状态,进而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路径分析

行业协会商会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大都关注行业协会商会的经济服务功能或从现象出发描述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而较少从理论视角去构建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机制。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与自主治理理论提出了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路径与机制的分析框架: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管理的辅助机制、参与社会自治的补充机制与参与社会共治的协同机制。通过对温州市行业协会商会案例的考察发现,温州商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完善安全生产等社会管理事项,开展行业自律、助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参与环境自治等社会自治领域,以及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培养社会人才充分就业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等社会共治方面进行了探索性实践。为了更好地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党委与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行业协会商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多元化角色,同时要赋权赋能行业协会商会以增强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协调运转+统分结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治理策略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国家治理的紧迫议题,关键在于科学和政策。在科学维度,疫情防控要从医疗系统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出发,建立医疗与决策、商业和社会系统的依赖共存关系,实现系统之间的协调运转;在政策维度,企业复工复产和脱贫攻坚要突出地方治理的经验、特色和优势,坚持统分结合,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发挥地方治理效能。在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四大系统协调运转,奠基于法理型组织建设,形成国家治理的新方略;中央与地方统分结合,形塑于两大核心理念,形成国家治理的新动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整合重构与乡村善治——基于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考察

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村干部、公共权威与精英、普通村民等不同类型人群进行深度访谈,观察、分析和总结两个村寨的乡村治理实践理路。研究发现,虽历经转型,但乡村本身所蕴含的内生治理资源仍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治理功能,在协调大小传统关系、重塑乡村权威规范、助力移风易俗、凝聚乡愁力量、强化情感认同、团结乡村民众、构建和培育乡村共同体意识、传承保护乡村文化、传递道德价值、维系乡村秩序、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表现出与时俱进自主调适的时代精神。新时代要构建完善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施乡村善治和实现治理有效,不仅需要国家正式制度安排与法理资源的输入,还应借助乡村传统内生秩序力量,在国家制度的引导下,高度重视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发掘、传承、保护、整合重构和充分盘活。     

协商民主契约治村

南广阳城村在全村回迁后,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产生了以“协商民主、契约治村”为特征的广阳经验。广阳经验背后有强大的文明传统支撑,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广阳经验弥足珍贵,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典型性,能够持续,值得推广。     

在党的领导下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问题,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展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彰显了党的执政自信和领导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