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判决趋重、存在重刑化倾向”观点之反驳当前刑事判决严厉程度实证研究

在刑法学界，认为当前我国刑事判决量刑趋重、存在重刑化倾向和重刑主义的观点较为普遍，但是这些观点均未经实证检验。而以《全国司法统计公报》和《中国法律年鉴》公布的有关数据为依据进行的重刑适用率、缓刑适用率、免于刑事处罚适用率、经济犯罪重刑适用率、上诉率实证分析表明上述观点并不成立。上述观点被证伪，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诸如“严打”等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问题。     

论我国现阶段刑罚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刑罚体系的架构必须适应我国具体国情,以保障人们的权利、维护社会的稳定。本文分析了我国刑罚体系的状况,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指明司法改革的方向,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严打整治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首期高级检察官晋升资格培训班学员座谈严打整治专项斗争

2002年5月30日下午,国家检察官学院首期高级检察官晋升资格培训班学员针对严打整治专项斗争,进行了认真的座谈讨论。座谈中,学员们认为,自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以来,各地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精心组织,采取有力措施,使严打整治斗争取得了较好成效,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与偏差:一、有些地方在     

重刑化的弊端与我国刑罚模式的选择

对于我国刑罚发展的基本态势,刑法学界历来有“轻刑化说”、“重刑化说”和“适度化说”之分。本文在对上述三种学说的观点进行梳理、评价的基础上,着重对重刑化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弊端进行了剖析,并对“适度化说”的标准及实践化问题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重刑化说”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效果上看,都不应作为我国罪刑配置的指导思想。但我国刑罚的发展也不能一味地走轻刑化之路,应当选择整体趋于轻缓,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两极化”的刑罚发展模式。     

重刑化与轻刑化并存立法例下的刑法适用

1997年修订时的刑法分则条文,大体上以重刑主义作为指导理念设置法定刑,《刑法修正案(八)》之后的刑事立法,对增设的许多新罪则采取了轻刑主义,于是形成了重刑化与轻刑化并存的立法例;这种立法例导致对部分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处罚要么很轻要么很重,因而不符合罪刑均衡的要求。为了克服这种不均衡现象,一方面应当寻找合适的中间犯罪,即通过对已有犯罪构造的合理解释,使交通肇事、重大责任事故、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等罪包括单纯的过失犯与结果加重犯两种类型;另一方面应当运用适当的解释方法,即通过对轻罪的扩大解释(使轻罪的适用范围向较重的行为扩张)与对重罪的限制解释,寻求妥当的解释结论,尽可能实现对犯罪处罚的整体均衡。     

为政之道的法制史分析

本文侧重体现＂礼＂与＂刑＂在为政之道中的作用及为政者适用＂礼＂、＂刑＂的不同在朝代发展中所发生的不同影响。此处的＂礼＂应理解为＂大德＂,＂刑＂应理解为＂法的约束＂。统治者无论是＂重礼轻刑＂还是＂重刑轻礼＂,都必然导致一国因某种特定的原因而衰败,只有将＂礼＂与＂刑＂有轻有重、顺时顺势地结合并用,才能使国泰、使民安、使国富、使民强。     

明代重刑主义略论

明代以推行重刑主义而闻名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后期,其刑罚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严刑峻法未能有效惩治和预防犯罪,反而加速了明政权的衰亡。以史为鉴,着眼未来。构建现代法治社会就必须彻底摒弃重刑思想,大力提倡刑法谦抑主义。     

应当赋予被告人沉默权

所谓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是指被告人以沉默的方式拒绝强行要求作导致刑罚或者更严重刑罚的供述的权利。其涵义有三：一是被告人没有义务向控方（包括侦查机关）提供任何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和证据；二是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控方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保持沉默；三是被告人有权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思陈述，不囿于控方的讯问。 赋予被告人沉默权，滥觞于１６９３年英国约翰·李尔本案件，是早已沿用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但我国《刑诉法》第９３条却规定：除对本案无关的问题，被告人“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外，对于本案有关的问题，无论对…     

我国现行刑罚体系非和谐因素分析

对照刑法的宗旨与三大基本原则,不难发现,我国现行刑罚制度体系存在一些与之不相协调的非和谐因素。这些因素集中表现为:刑罚轻重的两极化倾向,刑罚与否的矛盾化迹象,刑罚对应的宽泛化趋势。     

刑事司法改革的里程碑——刑辩律师热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自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以来，引起了全国社会各界的热议。这部剑指“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草案》在刑事司法改革史上具有怎样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又将如何颠覆人们传统的严刑峻法的重刑主义思想，社会公众应如何理性地看待本次修改，本刊特邀请了几位知名刑辩律师对此进行了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