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禁毒刑事政策重刑化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禁毒刑事政策重刑化在立法层面与司法层面得以体现。毒品犯罪法律体系严厉、重刑适用率与死刑适用率高、量刑标准存在省际差异等问题,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相背离。我国应当在立法上通过罪名分层,以及"但书"条款适用达致宽严相济处理毒品犯罪案件;在司法上统一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数量标准,并适用罚金刑实现刑罚轻缓化。     

轻罪时代刑事立法泛刑化与重刑化之理性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角

当下我国犯罪治理已进入轻罪时代,然而,十二部刑法修正案表明,轻罪时代我国刑事立法一直存在泛刑化与重刑化的趋势。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例,泛刑化立法体现为扩大犯罪圈,重刑化立法体现为加重刑罚来惩治贿赂犯罪。从轻罪时代犯罪治理现代化要求以观,刑法应谨慎介入民营企业经营活动,相关法律已对民营企业内部背信行为设置较为完善的保护及救济措施,对之入罪会对民营企业正常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并违背现代公司治理的公司自治基本原则。加大刑罚力度难以实现贿赂犯罪预期治理效果,“行贿受贿一起查”不等于“行贿受贿同等罚”,重刑化反而会导致贿赂双方订立攻守同盟,增加查处难度。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保护与治理单位贿赂犯罪应从企业内部推动其依法合规经营,企业合规改革应该成为轻罪治理的首选方案。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不能延续传统泛刑化与重刑化的方式,刑事立法应谨慎进行犯罪化,刑罚配置应尽量轻缓化。     

浅析韩非的重刑思想

重刑是韩非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要求刑重、刑密,在赏与罚上,要罚多赏少.用严刑峻法作为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尺度,对任何事的过错都要予以重罚.     

重刑化与刑事法制价值取向略议

重刑化问题在司法实践、学者论述和立法上都有表现,近代刑事法制发展总体趋势和我国刑事法制建设价值取向的趋势是轻刑化、非刑化,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重刑化思想与这种价值取向背道而驰.重刑化与"从重从快"严打方针有根本区别,前者是一种非法行为,而后者要依法进行.     

商鞅的预防和治理犯罪思想

商鞅是中国古代法家学派防治犯罪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同儒家注重礼义道德的感化作用相反，商鞅否定礼义道德，一味强调“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突出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以达到一般预防犯罪的目的。本文对商鞅的人性“好利恶害”、“定分（确定事物的名分）止争”、“制民以法”、重刑止奸等防治犯罪的思想主张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特殊累犯裂变式增加的理性应对

刑法修正案(八)将构成特殊累犯的犯罪类型从一种增加为三种,基于特殊累犯的构成特征,特殊累犯的构成大类将由一种增加为九种。而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性、涉案人员众多性决定了构成特殊累犯的人数将大量增加。在特殊累犯构成基数的猛增和累犯从重处罚刑事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刑法将呈现出向重刑化发展的趋势。为了避免重刑化的出现,应当从前后罪的性质、构成主体、司法处理三个方面进行理性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