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反腐是走出反腐困境的必然选择

反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现阶段正处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发展时期,腐败现象呈阶段性多发、高发的态势,反腐形势依然严峻。邓小平同志曾做过冷静分析:"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     

“严打”政策的事实根据和价值分析

“严打”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成效显著。但是,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新的社会问题,出现了较多的副面效应。应该如何理性地评价“严打”?本文试从“严打”的事实根据和价值评价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重刑刑事政策对反酷刑立法的影响

重刑刑事政策是指在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上具有重刑主义的倾向。所谓重刑主义,就是无论轻罪重罪一律适用比较重的刑罚,在重刑中再根据犯罪的轻重分出等级的主张。重刑主义在中国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在中国历史上,原是法家所倡导和推崇的。按照商鞅的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1]。韩非也认为,“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2 ] 。因为在他们看来,“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3 ] 。也就是说,对重罪处以重刑,可以制止重罪,但用轻刑未必…     

我国轻罪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与批评

我国先后十一部刑法修正案新增28个轻罪,但表现出了"轻重并进,重罪为主"的立法特征,轻罪制度并未成为立法主线,"轻罪化"之所以屡被用于渲染当前的犯罪化立法及其趋势,源于对"废除劳教制度"法治意义的误解.劳教制度被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从教育帮扶性措施异化为罪刑失衡的监禁处罚,因而轻罪化立法不应是"劳教功能"的栖身之所."轻罪化"作为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立法方案源于"严而不厉"的目标导向,但"严而不厉"内含"严"与"厉"概念交叉、狭义解读刑法谦抑性、迷信刑法积极预防功能等不足,在"去重刑化"目标尚未实现之前追求法网之"严",则导致刑法结构"又严又厉".增设轻罪也不是校正重刑主义司法偏向的恰当措施,重罪构成要件的司法扩张是解释者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使然,应正视司法恣意性的根源而非通过轻罪化立法为之开脱,否则将陷入"司法无限倒逼立法"的恶性循环.因此,追求法网严密的轻罪化立法应予放弃,从而为发挥刑法之外其他规范及其主体的功能让渡空间,真正促成社会治理所需的多元共治格局.     

坚持“严打”方针 添化严打整治斗争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针对严重刑事犯罪猖獗的情况,提出“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争取两年内实现社会治安明显进步的目标”。本文从当前斗争实际出发,阐述了严打整治斗争中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韩非的重刑论——从法律文化学的视角分析

重刑论是韩非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理论是韩非的人性论、社会论和历史论等思想的综合体现,也是他贯彻“垂法而治”的根本手段之一。在强调“亲亲”“尊尊”、讲求“仁义道德”、提倡“德主刑辅”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主流里,这个思想无疑是一朵奇葩。本文将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分析韩非的重刑论产生的渊源、内容、影响和价值。     

安·费尔巴哈的刑法思想

本文从安·费尔巴哈的生平著述出发,分析了费尔巴哈作为刑法学之父在刑法学史上的光辉业绩,从其提出的心理强制说、罪刑法定及刑罚一体化思想,分析其理论产生的哲学基础,简要介绍了他的关于犯罪与刑罚的原因论、目的论和本质论及刑罚一体化思想。     

恶到尽头是末路

2006年11月16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沧州市对该市韩洪润四兄弟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作出二审判决,韩氏四兄弟均获重刑:两人死刑,两人死缓.……     

重刑考

重刑,作为一种制度和理念,在中国刑法史上长期存在。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法学家发表过不少的宏篇伟论,对重刑高唱赞歌,力证重刑对治国安邦之不可或缺;肉刑的存废之争,更延续了上千年。重刑的价值取向在全社会有相当普遍的共识,不仅统治者对其情有独钟,一般善良百姓也津津乐道,直至现在,重刑思想在中国仍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实施改革强侦战略 做强破案前沿阵地

由于经济较发达,交通较为便利,流动人口多,城镇化程度高,江苏省江都市城区与乡镇的治安状况比较复杂。1997年至2000年,江都城区发案占总量的40%左右,农村乡镇发案占60%左右,其中“八类”严重刑事犯罪乡镇占75%,说明江都这样一个县级市刑侦工作的“主战场”在乡镇。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