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熔炉炼廉吏

从古代廉吏谈到社会主义时期廉吏的基本特点，即清廉、勤廉、能廉、孝廉。通过古今对比，从礼治时期廉吏成为悲剧人物的表现入手，剖析其成因，笔者提出了炼吏的几点建议。     

关于大学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考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和全人类的重要目标，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特征的一个重要概括。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全面发展、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培养能超越、改造现实社会的人。“全面发展”一直写在我们的教育方针中，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风暴中，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我们国家社会各方面都作出努力，大学教育如何更好的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使他们不再是专业方面的。强者，非专业方面的弱者，克服专业分工带来的大学教育的片面性仍然是一个艰巨而长远的任务。     

重刑下的拷问——以社会防卫为视角看待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重刑”之策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了修改，本文拟从社会防卫角度理性看待此修刑之举，提出增设“拒不申报财产罪”，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罪名罪状和行贿罪个罪处罚条款的立法建言，以期修正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无奈的法理尴尬，在司法实践中达到应有之效。     

死刑限制视角下的有期徒刑上限提高论——兼论我国重刑体系的冲突及衔接

死刑、无期徒刑与10年以上有期徒刑属于我国刑罚的重刑体系。在我国保留死刑而又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之下,死缓与无期徒刑的适用必将增加。由于死缓与无期徒刑在执行中均可减为有期徒刑,而我国有期徒刑的上限仅为15年,数罪并罚时上限为20年,因而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的重刑犯通过减刑和假释后的实际服刑期限均可能低于15年,从而不仅凸显了我国重刑体系的冲突,也可能同民众对惩治重刑犯的期待产生错位,不利于死刑的限制。为解决这一问题,应适当提高我国有期徒刑的上限。较之不少国家有期徒刑上限较高甚至没有上限,我国有期徒刑的上限尚有提高的空间。     

重刑罪犯的人格特征分析

目的 探讨重刑罪犯人格特征和相关因素,为罪犯心理矫治和犯罪预防提供建议.方法 采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对服刑中期和新入监的重刑罪犯进行测量.结果 比较重刑罪犯组与正常组的MMPI因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F、Pd、Pa、Pt、Sc因子的原始分明显高于正常组;Pd因子T均分高于常模一个标准差者所占比例最高;在F、Hs、D、Hy、Pd、Pa、Pt、Sc、Ma分量表上,T分大于常模者的比例较大;两点编码超常态比例较大.结论 重刑罪犯是人格障碍的高发人群,需加强对其人格障碍的矫治研究.     

礼起源于原始宗教祭祀新论

自王国维提出礼起源于祭祀的论断以来，引起不少争议，本文坚持王说。礼起源于原始宗教祭祀，但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步摆脱了祭祀文化的性质，演变成为人们之间进行社会交往的一种文化行为，在社会整合和国家行政管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抓捕十三名命案逃犯的几点思考

抓捕逃犯历来是公安机关一项十分艰巨而繁重的工作,特别是命案逃犯(这里指有杀人、伤害致死犯罪嫌疑的逃犯)的抓捕更加艰难。在1998年9月开展的严厉打击暴力犯罪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专项斗争中,我局对历年来全市命案逃犯进行了梳理,提出在这次专项斗争中要将我市36名命案逃犯抓获三分之一以上的指标。同时,从明确责任,明确任务,明确指标,明确措施,明确奖惩入手,强化抓逃工作力度。通过三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投入少、见效大的明显战果。共抓获13名命案逃犯,超额完成了预定抓逃指标,受到了省厅的充分肯定。为进一步强化命案逃犯的抓捕力度,最近我们对在专项斗争中抓获的命案逃犯,采取逐人见面讯问的方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力求对命案逃犯抓捕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有所揭示,并对以后逃犯的抓捕工作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仅供大家参考。     

走民族区域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在发展观上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社会、重总量轻结构、重发展轻环境等现象普遍存在,由此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一些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     

解读先秦儒家礼学思想

虽然我们所处的是开放性的时代,但是中国社会依然是典型的东方伦理社会,儒家思想对社会结构、人伦关系等方面的影响延续至今。礼学作为儒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约束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好人际关系,促成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需要深入研究先秦儒家礼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