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认罪协商制度中可协商内容的构建

在“案多人少”及轻罪所占比例逐渐上升的大背景下，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认罪从宽制度。认罪协商制度是在借鉴辩诉交易合理因素基础上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探讨。     

累惯犯的特点和产生的原因

石剑在《上海警苑》2005年第2期上撰文，首先介绍了贝卡利亚关于刑罚的心灵的一段著名的论述。“刑罚愈是残酷，人们的心灵亦愈是残酷无情，这正如同液体一般总是要和它周围的物体处在同一水准上一样。”“为了达到刑罚的目的，只要使从刑罚中得到的害处超过犯罪所得到的益处就够了。凡是超出这个范围的，都是多余的，因而也是残暴的。”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重刑主义，其思维方式是简单化的：认为刑罚愈重，愈严厉，震慑力就愈大，人们就愈不敢犯罪。其实，刑罚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贝卡利亚都是刑罚谦抑主义的倡导者。他强调刑罚必须有度。     

社会预防为主 刑罚预防为辅——探讨我国刑事政策的应循之路

<正>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部门在惩治犯罪、治理社会环境、完善刑事法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和经验,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也确实存在这样的事实:全国刑事发案率在经过1983年"严打"之后曾一度呈下降趋势,然而短短的三年之后却迅速回升,特别是刑事大案、要案及特大案件急剧增加60%.据统计,1988年全国严重刑事发案率比1987年上升65.7%,1989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案件比1988年上升30.27%.其中,重大盗窃案件上升了95.27%.这种愈益严重的犯罪形势,令人十分忧心并日益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一些刑法理论工作     

关于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如何改革“大劳教”的思考

劳动教养制度是在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应运而生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不同的阶段,该项制度发挥了不同的作用,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劳动教养制度在法律依据不足、程序公正缺失等方面的缺点越来越凸显,因而,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这一决定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然而,劳动教养制度虽然废除,可是广义上的"大劳教"问题却依然存在,本文从劳动教养制度的产生过程和历史背景,提出了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亦是劳动教养废止的重要原因。在对劳动教养废止之后,我过的司法进路问题上,通过对各学说的研究,分析了轻罪化、保安处分化、教育矫治化各观点的基本内涵以及不足或者可取之处,最后选取代表性案例加以分析,提出了如何解决"大"劳教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的深度解读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了条文总数为50条的《刑法修正案（八）》。这次刑法修改,不仅涉及面广,特色鲜明,而且充分展示了立法智慧,改变了中国刑事立法的惯性思维，改变了严刑峻法的重刑主义思想，刑法立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坚持也得以实现。     

论马克思罪刑均衡观的理性与意义

马克思虽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刑罚理论体系,但他对罪刑均衡的论述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态度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罪刑均衡观,对于我们审视、评价和完善现行刑罚的功能及作用,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刑罚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刑事法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轻罪治理的系统思考

轻罪案件具有案小人不少、案小事不小的特点,与重罪治理相比,轻罪治理更需要注重一体化思维,融合实体与程序、法律与政策、立法司法与执法为一体。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各治理主体各司其职,不断研究和探索,通过妥当立法、能动司法、严格执法、诉源治理,将治罪与治理并重,协同构建中国特色的轻罪治理体系,以轻罪治理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公安机关犯罪侦查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以我国轻罪刑事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为视角

为了实践轻罪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和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需要对我国公安机关犯罪侦查制度进行完善,完善的重点应当包括：第一,取消刑事立案程序而代之以立案登记制度;第二,构建我国侦查阶段的轻罪处分制度;第三,对我国轻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一般不羁押原则＂;第四,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作为我国轻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要强制措施。     

中国古代死刑制度引发的思考

死刑的价值在中国几千年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从来就没有受到过否定的评价,死刑作为一种最为悠久的刑罚,其在古代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现代社会又为何一再成为讨论的焦点？本文旨在对死刑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探讨,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死刑的特点,希望能对当代死刑制度的价值探讨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