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规制轻罪案件适用逮捕措施——曹县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的调查

曹县人民检察院2006-2009年存在适用逮捕措施过多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理念影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不完善以及检察机关为避免社会负面评价而为.合理规制轻罪案件强制措施应提高速捕案件的程序准入关,建立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和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行律师介入审查逮捕.推动法院直接受理轻罪自诉案件,加强刑事和解,推动社区监管,对外来犯罪人员实行同城司法处遇.     

关于将社会服务令增设为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的思考

社会服务令是西方国家以责令轻罪犯为社会提供一定时间量无偿劳动为主要内容的新型行刑方法西方法律制度下的轻罪在我国多表现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当前,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种类中并不包括社会服务令,究竟社会服务令能不能被我国所借鉴,成为治安管理处罚的一个新罚种,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国轻罪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与批评

我国先后十一部刑法修正案新增28个轻罪,但表现出了"轻重并进,重罪为主"的立法特征,轻罪制度并未成为立法主线,"轻罪化"之所以屡被用于渲染当前的犯罪化立法及其趋势,源于对"废除劳教制度"法治意义的误解.劳教制度被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从教育帮扶性措施异化为罪刑失衡的监禁处罚,因而轻罪化立法不应是"劳教功能"的栖身之所."轻罪化"作为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立法方案源于"严而不厉"的目标导向,但"严而不厉"内含"严"与"厉"概念交叉、狭义解读刑法谦抑性、迷信刑法积极预防功能等不足,在"去重刑化"目标尚未实现之前追求法网之"严",则导致刑法结构"又严又厉".增设轻罪也不是校正重刑主义司法偏向的恰当措施,重罪构成要件的司法扩张是解释者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使然,应正视司法恣意性的根源而非通过轻罪化立法为之开脱,否则将陷入"司法无限倒逼立法"的恶性循环.因此,追求法网严密的轻罪化立法应予放弃,从而为发挥刑法之外其他规范及其主体的功能让渡空间,真正促成社会治理所需的多元共治格局.     

浅谈犯罪边界的确立

"零容忍"的警务政策,在打击严重违法行为的同时,也带来关于严重违法行为与轻微犯罪行为之间如何界分的难题。我国现有的三级规范体系,对具备相同特征的违法及犯罪行为根据犯罪概念中的"定量"因素而界分,而"量"本身在立法及司法上的不确定性,给界分造成障碍。文章在借鉴域外立法的基础上,提出建立轻罪制度的建议,以解决目前定罪加定量模式的缺陷。     

金融创新语境下的刑法应对

回顾我国金融刑法的发展趋势不难发现，立法者采取了一种迅速扩大金融犯罪圈并加重对金融犯罪处罚力度的重刑化立法政策。针对目前刑法规定的情况，有学者指出，我国金融犯罪在发展中存在明显的攀比现象，立法者不仅不断地扩大了金融犯罪的范围，     

特殊累犯裂变式增加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将构成特殊累犯的犯罪类型从一种增加为三种,基于特殊累犯的构成特征,特殊累犯的组合由一种增加为九种.而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性、涉案人员众多性决定了构成特殊累犯的人数将大量增加.在特殊累犯构成基数的猛增和累犯从重处罚刑事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刑法将呈现出向重刑化发展的趋势.为了避免重刑化的出现,应当从前后罪的性质、构成主体、司法处理三个方面进行理性限定.     

和谐语境下的轻刑化及其实现

基于传统和现实原因,我国现行刑罚结构仍属于重刑结构,实践中还存在着泛刑化、重刑主义的思想,这已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要求,违背了基本的刑罚价值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趋同刑事背景下,刑罚轻缓化应成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并应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低调”教育局长获重刑

2011年8月3日，由山东省聊城市冠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许东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一审宣判。许东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80万元；因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80万元，面对判决，庭上的许东悔恨不已，并表示不再上诉，目前此项判决业已生效。     

百年监狱的新征程

提起苏州监狱，在老一辈的苏州人中，几乎无人不晓。因为当地地名“狮子口”，也俗称“狮子口监狱”，和南京“老虎桥”监狱、上海“提篮桥”监狱并称为“民国_二大监狱”，是一所关押重刑服刑人员的高警戒等级监狱。     

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及防控对策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犯罪低龄化,形式团伙化、性质严重化、手段多样化,对社会治安造成了一定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