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非监禁刑种立法完善论要

重刑刑事政策弊多利少，应予摒弃；而单极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仅仅关注刑罚的教育、改善功能，忽视刑罚所应有的报应、社会保护之机能，亦不可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是我国当前刑事政策的理性抉择。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要求，我国关于非监禁刑种的立法有必要作相应的改进。     

重刑犯、顽危犯集中关押的优点

镇江监狱在《犯罪与改造研究》2001年第4期上撰文《改造与反改造博弈中罪犯关押宏观、微观布局纳什均衡求解》对决策机关提出政策建议：建立专司关押死缓、无期重刑犯和“三防”中极端危险的重点对象的监狱。这类监狱建在城市、依靠其良好的监控条件和物防基础．对罪犯形成强大的     

浅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有条件消灭制度

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差异，为使未成年人能够摆脱前罪阴影，我国急需制定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有条件消灭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修正

我国台湾地区在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了刑法典的修正,此次修正在废、改、立条文的数目、理论突破的层次等方面均为其历来刑法典修正之最。将其刑法典的修正按照从宽、从严的刑事政策两个角度进行归纳、剖析,分析相关的罪数理论、罪刑平衡的观念、“三振出局制度”的应用、重刑主义以及死刑的废除等问题,可以看出指导此次台湾刑法修正的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尚有阙如。     

浅论如何区分重罪与轻罪

重罪与轻罪是刑法中的一对重要概念,重罪与轻罪的区分主要应该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和刑法明文规定的法定刑即实质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以期能对解决司法实践中有关重罪与轻罪的问题有所帮助。     

论轻罪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我国刑罚结构之完善

我国的刑罚结构属于重刑结构而且刑罚方法单调,使我国《刑法》不能适应惩治不同类型犯罪的需要,尤其不适应惩治轻罪的需要,因而应当从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增设新的资格刑刑种、完善管制刑、完善拘役刑的宣判及执行制度、提升罚金刑在刑罚结构中的地位等方面进行完善。     

轻罪时代刑事立法泛刑化与重刑化之理性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角

当下我国犯罪治理已进入轻罪时代,然而,十二部刑法修正案表明,轻罪时代我国刑事立法一直存在泛刑化与重刑化的趋势。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例,泛刑化立法体现为扩大犯罪圈,重刑化立法体现为加重刑罚来惩治贿赂犯罪。从轻罪时代犯罪治理现代化要求以观,刑法应谨慎介入民营企业经营活动,相关法律已对民营企业内部背信行为设置较为完善的保护及救济措施,对之入罪会对民营企业正常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并违背现代公司治理的公司自治基本原则。加大刑罚力度难以实现贿赂犯罪预期治理效果,“行贿受贿一起查”不等于“行贿受贿同等罚”,重刑化反而会导致贿赂双方订立攻守同盟,增加查处难度。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保护与治理单位贿赂犯罪应从企业内部推动其依法合规经营,企业合规改革应该成为轻罪治理的首选方案。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不能延续传统泛刑化与重刑化的方式,刑事立法应谨慎进行犯罪化,刑罚配置应尽量轻缓化。     

论中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必要性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将原来就被视为轻微犯罪的那部分劳动教养内容由刑法接纳,同时将与其同等强度的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并纳入刑法并建立轻罪制度,是完善刑事法律制度体系、使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合理衔接、与人权保障国际公约和多数国家刑法普遍立法例接轨、打击预防腐败犯罪建设清廉社会,以及发挥刑法导引作用提升道德水准、应对风险社会的现实需要。从我国社会现实出发,建构轻罪法律制度十分必要。     

浅析韩非的重刑思想

重刑是韩非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要求刑重、刑密,在赏与罚上,要罚多赏少.用严刑峻法作为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尺度,对任何事的过错都要予以重罚.     

重刑化与刑事法制价值取向略议

重刑化问题在司法实践、学者论述和立法上都有表现,近代刑事法制发展总体趋势和我国刑事法制建设价值取向的趋势是轻刑化、非刑化,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重刑化思想与这种价值取向背道而驰.重刑化与"从重从快"严打方针有根本区别,前者是一种非法行为,而后者要依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