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科技强侦战略 增强刑侦发展后劲

2000年以来,江苏省江阴市年均发生刑事案件6000起左右,其中杀人、强奸等“八类”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年均380起左右。对此,我们坚持把破案打击作为公安工作的主业,大力实施科技强侦战略,着力提升刑侦工作的科技含量,扎实推进刑侦专业化建设,谋求侦查破案的增长点,增强刑侦工作的发展后劲。2004年4月,我们被公安部授予全国一级示范刑事科学技术室,这既是对我们刑事技术工作的认可,也对我们破案打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2004年以来,江阴市“八类”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破案率和杀人案件破案率都在90%以上,有影响的案件全部告破。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浅议轻罪刑事政策的适用

轻微刑事犯罪是指被判处较短刑期以下处罚的犯罪行为，包括被完全剥夺自由，被囚禁在监狱等场所的短期自由刑，非监禁的限制自由刑、缓刑、罚金刑等刑罚。目前我国刑法对轻微刑事犯罪尚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标准，根据刑法总则的精神和刑法第72条和第74条有关适用缓刑的规定，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是缓刑的适用对象。     

从秦、汉律到唐律的变化看齐儒学对中国刑律的影响

从秦、汉到唐,中国刑律发生了从法治到礼教、重刑主义到恤刑主义、法不阿贵到刑分等级的变化。这些变化实质是在齐儒阴阳学的主导下完成的。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把刑罚的作用置于礼教的从属地位。秦律奉行的重刑主义,在后世至唐的立法中逐渐被废止。秦律在法律适用上虽然做到了“刑上大夫”,但对各种犯罪仍然规定“同罪不同罚”。汉文帝后,“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逐渐复活,到唐律形成“议、请、减、赎、当、免”完整系统的法律适用体系,使礼治的“亲亲”、“尊尊”在律法中得到了更彻底和全面地体现。汉以降,侵害父权和孝道成为刑律重点惩戒的对象,但实质是维护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轻罪重罪之法定界分

借鉴域外经验,中国刑事立法也应对轻罪和重罪的界分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这种规定不仅具有实体和程序方面的意义,也具有犯罪观念、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方面的重要意义。轻罪与重罪的划分应是对罪行而非对犯罪性质的划分,轻罪和重罪的划分标准应采取形式标准而非实质标准,在形式标准中应采取法定刑标准而非宣告刑标准,在具体划分界限上应以法定最高刑5年有期徒刑作为分界线。     

从企业法的角度看晋商的兴衰

我国的封建社会重刑轻民，明清时代还没有出现企业法的概念，但是明清晋商的一些正式制度却和现代企业法的资本制度、治理结构和组织制度有着相似之处．这些制度对晋商的兴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穿错衣服也遭重刑处罚

关于明朝，后人曾有这样一个评价：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简直就是个大农庄。     

镇党委书记迷赌博 公款抵债获重刑

2010年12月7日，由中江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广福镇原党委书记邱某某涉嫌贪污、挪用公款案，经中江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邱某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教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     

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刑事政策

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定罪政策总体上表现为犯罪化。在未来的立法中，应纠正这类犯罪曾经存在的非犯罪化倾向，将拐卖14周岁以上男子的行为重新予以犯罪化。对拐卖妇女、儿童罪应坚持重刑化的制刑政策，但应适当注重“宽以济严”。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应坚持轻刑化的制刑政策，但该罪中的免责条款应予取消。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在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场合，应在严的基调下对某些犯罪人予以从宽处罚，而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场合，则应在宽的基调下对某些犯罪人予以从严处罚。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研讨会”在青岛举行

2009年10月24日至25日，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研讨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举行。     

我国轻罪立法的模式选择及其展开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日益凸显，轻罪立法成为刑事法治新课题。基于我国轻罪立法现状以及综合域外经验，选择“刑法统一调整”的规范模式作为我国轻罪立法的现实进路较为适宜。具体而言，在刑法总则层面，明确轻罪概念，设置轻重犯罪分层的罪行等级，以罪刑均衡为基本立场对相应法律规范进行必要调整；在刑法分则层面，通过类型化思维调整部分具体罪名规范模式，以“定性+定量”与“只定性不定量”两大规范类型的恰切把握着力于实现轻罪立法的理性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