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婚约制度的立法思考

我国现行法律对婚约的态度是不提倡不禁止 ,但实际生活中却出现了问题 ,急需规范。因此 ,我们应当结合传统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尽快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婚约制度。     

论追述时效期满效力阻却

我国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是指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由于刑法典第 88条的规定未把追诉期内能破的案件与不能破的案件加以区别 ,从而把追诉期限的中断与延长不加区别 ,把追诉时效的效力局限于侦查机关未予立案的隐案 ,范围过于狭窄 ,使国家对追诉时效的立法原则落空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试论债权人的代位权

1999年10月1日实施的我国《合同法》设立了债的保全制度,这对债权不能获得清偿起到了预防和补救作用,对健全我国的民法体系,适应市场经济,并与国际接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债权人的代位权,是指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次债务人的权利而损害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时,债权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债权,得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属于债权人权利的权利。其属于实体法上的权利,具有形成权和管理权的性质,它只有在具备一定条件时才能成立。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对债权人、债务人、次债务人都会产生法律效力。     

效力待定合同范围之我见

自《合同法》颁布以来,法学界关于效力待定合同的问题多有论述,其范围涉及“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一般无权代理”订立的合同、“无权处分行为”订立的合同、“表见代理”订立的合同、“代表行为”订立的合同、“附条件”的合同等方面。通过分析对比,确定其中苻合“效力待定”这一内涵的合同只有“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和“一般无权代理”订立的合同这两种。     

论第三人利益合同

作为涉他合同之一种,第三人利益合同是以向第三人为给付为标的的一种特殊合同,与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附第三人保护作用之契约等相关制度均存在诸多差异。第三人利益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和第三人有特殊的法律效力。第三人依合同对债务人享有直接请求权,并有权对债务人主张违约责任。合同债权人也同时享有请求债务人向第三人为给付的权利。债务人须向第三人为给付,同时得以因合同而生的一切抗辩对抗第三人。我国《合同法》第64条未赋予第三人以任何法律地位,并非真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     

论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

免责务款作为合同中的重要务款,在实践运用中非常广泛,尤其是在格式合同中。由于免责条款本身的性质特点,国家法律必须对它的制定和就用进行一定的法律干预,以维护合同契约的基本原则和交易的社会秩序。但从《合同法》本身条文来看,其对免责条款的相关问题规定并不多,还很不完善。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应借鉴域外有关免责条款的规定,从免责条款生效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及对免责条款效力的解释等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委托理财协议中的保底条款效力之追问

保底条款是委托理财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它不仅决定了这种投资方式的存在与否,同时亦是委托理财失败诉争时当事双方相持不下的根本原因。对于该条款的效力认定,目前的法律与司法实践并没有提供能真正能起到指导与评价作用的答案。因此,从合同的私法性、社会法性及保底条款与其它条款的勾连角度来追问保底条款的效力问题是合理与适法判决的关键所在。     

议会法令至上还是欧共体法至上?——试析英国议会主权原则与欧共体法最高效力原则之间的冲突

议会主权原则向来被认为是英国宪政制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指议会在立法方面具有至高无上的至尊地位,没有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能对其立法权施加任何形式的限制。国际法也不例外,法院必须适用议会立法。然而,1973年,英国加入了欧洲共同体,这就意味着它必须接受欧共体法创设的最高效力、直接效力等原则,限制议会在立法方面的权能,即在共同体法适用的范围内,议会法令的至高无上地位需让位给共同体法。这导致议会主权原则发生了重大改变,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政权机构之问关系的重新定位(主要是议会与法院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英国的宪政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金融创新合同效力认定问题研究——以民法典第153条为视角

金融合同的效力认定是当前司法的热点和难点,争议很大且矛盾凸显,随着金融监管的全面加强,司法实务中对如何适用民法典第153条存在较多疑惑,尤其对于法律和行政法规没有明文规定,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的行政规章或者监管政策作出了禁止性规定的事项,应当依据公序良俗原则依法认定违规行为的效力。以社会关注的虚拟货币为例,因其社会危害性,金融监管部门逐步强化监管,因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共秩序,应当以禁止性监管规章的发布时间为界,原则上此前签订的合同有效,此后的无效。裁判说理应结合规章条文,对照分析相关行为对公序良俗的破坏。     

意思自治与公共秩序——公共秩序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

意思自治是民事活动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民法的内在精神和灵魂.但是,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必须以公法提供的公共秩序为基础.应正确划分意思自治与公共秩序的边界,打通私法与公法连接的通道,通过对公序良俗的类型化研究来克服法条自身的滞后性和局限性,才能让司法在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