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

编辑同志：某艺腾网络公司有10名自然人股东,该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10名股东所占有公司股权比例均等。其中,股东袁某准备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袁某即向公司其他股东发出通知。要求如愿意购买的股东应当在三天内给予回复,并说明了购买价格;5天后,袁某再次发出通知,撤回以前的定价购买通知,改为与第三人之间竞价购买。     

我国宪法中的公民养老权及其意义

我国宪法规定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后有生活保障权,并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因而政府负有以作为的形式履行对老年人生活保障的义务。公民养老权是指公民在年老时有权利要求家庭和子女提供赡养和扶助,并有权利要求国家和社会提供基本的养老社会保障。     

中国县级权力运行改革的有益尝试——建平县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调查

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具有重大意义:既是对县委执政态度和决心的考验,也是对执政能力和水平的考验;既可实现县委决策方式转变,也能促进机关作风转变;既是党内民主的深化,也是社会民主政治的深化;既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也是加强惩防体系建设的需要。实施好四聚工程:聚力一主三高,做好推开工作;聚合一台三网,做好推动工作;聚焦一点三建,做好推新工作;聚集一规三权,做好推进工作。不断总结经验,强化四力:着力完善制度;全力实施公开;强力推进监督;给力科学发展。     

论我国证人作证模式的改革与完善——以英、美国家证人作证新模式制度为借鉴

英、美国家证人作证新模式与英、美国家宪法上的质证权存在一定冲突,但两者冲突逐渐协调和融合,证人作证新模式制度得以不断扩充和发展。我国正值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应针对证人出庭难、证人保护不力等刑事诉讼实际问题,借鉴英、美国家证人作证新模式制度,构建并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     

施米特的挑战与阿克曼的回应——以国家紧急权理论为视角

基于魏玛宪法第48条内容及其实践的分析,施米特断言:应对威胁国家存亡的例外状态必须授予处置危机者以绝对的、不受任何规范约束与限制的紧急权即主权;自由民主政制不可能在动用紧急权与维护法治之间保持一致。9.11之后阿克曼提出了其紧急权理论试图对施米特的挑战作出回应,但其努力最终陷入困境。阿克曼与施米特所讨论的紧急权概念的逻辑前提概念——例外状态——是不同的。施米特的例外状态是一种政治的例外状态,而阿克曼的例外状态则是一种法律的例外状态。因而,前者回应施米特的挑战的方式需要重新思考。     

赵匡胤抓舞弊轶事

考场舞弊事件不过是赵匡胤借题发挥的由头,他的真实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官员的选拔权抓到自己的手里,借此削弱文人官僚的权力开宝六年(973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朝堂之上按照惯例会见当年新考上的进士。新     

论点摘编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共领域张翀在《学术交流》2010年第10期撰文认为,从政治哲学视域看,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公共权力、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等诸多概念重合且具有多重意蕴的复合概念。它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调和沟通二者的意见地带;是以公众为主体,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以     

惩罚、隐恕与刑事司法视野下的被遗忘权

刑事司法视野下的被遗忘权与私法领域的被遗忘权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隐私或信息权利的保护并非刑事司法领域被遗忘权构建的理论基础.刑事制裁的边界与隐恕的伦理要求催生了刑事司法程序中被追诉人对被遗忘权的渴望.刑事领域被遗忘权的构造应当是阶层化的,犯罪记录不被法庭使用、犯罪记录封存或者消灭、删除与犯罪相关的信息是刑事被遗忘权在不...     

新世纪两岸对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以“反攻”大陆学者写的《台湾文学史》为例

某些台湾作家在新世纪对大陆学者撰写的《台湾文学史》或分类史所做的“反攻”,主要是出版《台湾新文学史》或类文学史的著作,对“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组成部分”、“反共文学”是一种逝去的文学、“皇民文学”就是汉奸文学的观点作出反弹。他们从政治上和学理上清算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史观时,还把岛内的统派学者“捆绑”在一起．。代表人物有钟肇政、陈芳明、林瑞明、谢辉煌。     

《著作权法》修改:关键条款的解读与分析(下)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将视听作品分为"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及其他视听作品",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著作权归属规则,但两类视听作品分类标准不明,且对其他视听作品采用约定优先的著作权归属规则,不利于此类视听作品的许可与传播。当一名合作作者无正当理由反对对合作作品的特定利用时,其他合作作者不能发放专有许可,这可能给合作创作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的出版带来负面影响。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将电台、电视台和报刊通讯社员工的职务作品定为特殊职务作品,可能产生其员工离职后无法获得出版其职务作品文集所须授权的问题。新增的有关职务表演的规定合理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将"演出单位"作为"表演者"的问题。对传播录音制品获酬权的规定并不是法定许可,因为《著作权法》并没有为录音制作者规定除信息网络传播权之外的传播权专有权利。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的一大亮点是将广播组织的转播权以技术中立的方式拓展至网络环境。有关用作者的署名推定权利存在的规定,被诉侵权人应证明其使用涉案作品已获许可的规定,以及法院有权没收和销毁侵权复制品的规定,均直接来源于《中美经济贸易协定》,其中有些仅具有形式意义。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为摄影作品享受新的保护期(作者有生之年加50年)所设定的条件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不一致,可能需要再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