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用人唯能

微软是世界著名的工作狂的乐园．员工的使命感强烈，求知欲旺盛，忠诚度极高。数据显示，微软的人才流动率是IT业中最低的，这与其独具特色的用人机制是分不开的。让小组成员充分了解什么方面应该改善，更开放，使员工学会思考．激发他们的潜能构成了微软的用人哲学。因此，能力、热情、自觉性及发展潜力是微软甩人时考虑的首要因素。     

故意伤害罪的二重的结果加重犯性质探究——以故意伤害罪的比较法为视角

在日本,伤害致死罪是暴行罪的二重的结果加重犯。在我国台湾,将伤害罪区分为普通伤害罪(即轻伤罪)和重伤罪,由于难以界分轻伤故意和重伤故意,致使这种立法例受到批评。在我国,宜将故意伤害(致死)罪理解为故意伤害(轻伤)罪的二重的结果加重犯。出于所谓殴打故意导致伤害、死亡结果的,应以故意伤害(轻伤、重伤、致死)罪定罪处罚。出于所谓重伤故意导致他人轻伤及以下结果的,应适用故意伤害(轻伤)罪的法定刑。     

被民进党“掏空”的台湾

执政7年来．民进党走着一条两岸对抗之路。岛内政治上．民进党把民主变成阴谋与族群分裂．打压媒体．封杀民众抗议．干预司法；在经济上．贪渎成风．治台无能．发展无策，使台湾经济日趋边缘化．失业加剧．自杀率高升。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56％的民众认为．民进党把台湾掏空了!     

民事诉讼率:主要影响因素之分析

民事诉讼率是一个综合的、中性的指标.本文通过实证数据分析,描述了我国民事诉讼率的变化轨迹,认为诉讼率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平稳性高度相关.诉讼率并非法和权利意识发达程度的衡量指标,法律文化、法律规范数量、司法公信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等宏观因素皆有可能影响诉讼率,并试从经济分析的角度,阐明影响当事人对诉讼态度的微观因素.     

民事争议无限再审的成因与对策

以某中级法院为例，2000年1-12月、2001年1-10月。民商事纠纷再审情况分别是：收案占同期二审结案的25．52％、18．91％。同期再审结案民事维持占30％、50．98％。改判发回重审占70％、49．02％；商事维持占35．9％、59．83％．改判发回重审占64．1％、40．17％。1999年至2001年10月，该院二审对一审判决改判发回情况分别是：民事改判率：36．45％、37．99％、38．23％：发回率：5．48％、3．30％、6．18％；商事改判率：36．86％、46．27％、39．83％：发回率：4．24％、5．22％、6．49％。以上情况表明，民商事纠纷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二审改一审的多，二审生效裁定再审的多。裁定再审后维持的多。再审改二审的多．再再审改再审相对较多。而刑事、行政案件申诉再审和基层法院再审工作处于正常水平。     

国际重新犯罪率数据比较初探

根据现有最新资料,从当前全球已报告重新犯罪率数据的国家来看,主要针对监狱释放人员和社区矫正解矫人员两类对象开展重新犯罪率统计,所采用的具体衡量指标包括重新逮捕率、重新定罪率和重新监禁率.比较结果显示,监狱释放人员的重新逮捕率大于重新定罪率,重新定罪率大于重新监禁率;社区矫正解矫人员重新犯罪率低于监狱释放人员;与国外相比...     

中美洲国家治理与社会安全CSSCI

就总体而言,中美洲国家的治理体系受到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限制而存在诸多缺陷,受制于封闭的社会等级结构,缺乏内生性和自主性。尽管民主化进程使大多数中关洲国家的治理体系获得形式合法性,但它们仍然缺乏实质合法性。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使这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速度长期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于出现局部的治理"失灵",由此催生大量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并伴以枪支的泛滥和贩毒的横行,最终导致以暴力犯罪高发为主要特征的恶劣社会安全状况。暴力犯罪已经成为比失业更令公众担忧的问题,并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而剧烈的冲击。这种恶劣的社会安全状况已经成为威胁许多中关洲国家民主体制合法性的紧迫问题。这些国家急需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其实质合法性,进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最终消除犯罪行为滋生的土壤和犯罪组织的生存空间。     

提高高校学生上课率的思考

高校学生上课率低既有学生的原因,又有教师的原因。提高高校学生上课率,必须加强对学生的研究,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建立课堂教学质量控制机制,改变教学方法和考核制度,重视学习过程管理。     

论结果加重犯中的因果关系

按照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一般认为,因果关系属于刑法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要素之一。同样,因果关系也应当是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件之一。但结果加重犯因果关系的存在范围及其认定原则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是解决结果加重犯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必要条件之一。     

马克思绝对地租率和量的规定理论问题探讨

绝对地租率和量的规定理论不仅在马克思地租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然而,目前我们对马克思绝对地租率和量的规定理论的研究仍不够深入,其中一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