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量刑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础

量刑监督属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法院量刑活动的监督。量刑监督制度具有刑事理论和法律上的存在依据。检察机关进行量刑监督必须具备评判法院量刑是否合理、公正的实体标准,它与量刑标准是对立统一的。在司法实务中,我国的量刑监督并未形成系统的监督体系,而是分散于不同的诉讼阶段、通过若干方式对法院的量刑活动产生影响。总的来说,量刑监督所能发挥的功效是相当有限的。     

犯罪结果分层与罪过形式的确定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个罪故意、过失等罪过形式的判断标准向无定论。本文从对犯罪结果进行分层着手观察,认为犯罪结果可以分为定罪性犯罪结果和量刑性犯罪结果,其中定罪性犯罪结果是表征个罪具体法益的犯罪结果,行为人对定罪性犯罪结果的故意过失心态,就是个罪的罪过形式。各种构成要件所要求的行为人对量刑性犯罪结果的心态非常复杂,常常与行为人对定罪性犯罪结果的主观心态不同。分析各种情形中犯罪构成所要求的行为人对量刑性犯罪结果所持主观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解决结果加重犯、包容犯等诸多问题。     

美国死刑量刑制度的统一性与个别化的协调

在所有的刑事司法制度下,量刑的统一性和个别化的冲突均无法避免,死刑量刑也不例外。本文通过对美国死刑量刑制度的分析,揭示出美国如何在死刑案件审理中通过对定罪量刑过程进行不同的界定,以实现对死刑使用的限制。反思我国现行的死刑制度,定罪和量刑阶段合二为一,严重影响了对死刑的公正适用。作者建议借鉴美国死刑量刑独特的制度设置,将死刑定罪和量刑阶段进行区分,并对如何适用死刑作严格的量刑论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精准化的价值与实现方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在于量刑建议,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入发展,就必须重视发挥量刑建议的作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由于包含控辩双方合意以及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因而不同于普通程序中的量刑建议,这就决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需要做到精准化.精准的量刑建议具有激励被告人主动认罪认罚、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并提高...     

量刑正义的程序之维

量刑权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内容,如何正当行使量刑权是一个关涉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双重界面的重大课题。量刑问题在理论上纷争颇多,在实务中也未获理想的解决,与我国量刑权的程序运作模式不无关联。本文在参酌两大法系关于量刑问题的程序处置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建立量刑权的程序制约机制的关键是设立量刑答辩程序并严格贯彻判决书量刑说理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量刑指南制度的比较研究

量刑指南是指导法官裁量刑罚的准则.为了防止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问题,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制定了明确的量刑指南.其中,美国量刑指南制度是中国刑法理论研究较多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在英美法系领域,产生了三种不同模式的量刑指南制度:美国数量化量刑指南、英国论理式量刑指南和澳大利亚信息化量刑指南.相比较而言,英国量刑指南制度对我国量刑制度的改革更具参考和借鉴意义.     

量刑基准的存在根据与形式——兼论法官量刑基准意识的养成

量刑基准存在于司法语境中,是法官观念中的内容,转化为现实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文字的方式将量刑基准规范化的做法没有现实可能性。可以培养法官对量刑基准的认同感,但不能企图将法官意识中的量刑基准统一化。     

被害人谅解有效性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基于认罪认罚裁判样本和访谈的实证研究

在认罪认罚制度全面推行语境下,围绕谅解主体、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谅解范围等三个要素,考察434个涉及被害人谅解的认罪认罚裁判样本,并对样本来源地区S省R市的6位刑事审判人员开展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被害人谅解有效性认定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在普遍比较注重协商格局下,部分案件中参与谅解的主体过多且参与时机有误,二是在确认式庭审背景下,部分法官对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审查不够严谨、合理,三是部分法官随意运用自由裁量权,无故突破个案中的谅解范围。对此,应从适当规制谅解参与的主体和时机、加强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力度、准确认定被害人谅解的范围等路径求解。     

认罪认罚从宽辩诉伦理的构建路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刑事诉讼的重要制度,它融合了侦查、起诉、审判等多个环节,有利于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但同时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制度完善。在整个制度完善的过程中,诉辩职能的发挥直接关系到认罪认罚的合理性。把控控辩关系,有利于真正实现诉讼制度的效率,维护司法公正。但就发展的现状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仍然存在检察院行使量刑建议权不当、被告人自愿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有必要从辩诉交易的角度建立我国认罪认罚辩诉交易的伦理规范。通过完善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     

环境犯罪轻刑化研究

近些年有不少环境犯罪案件存在罪责刑不相适应、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从环境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出发,分析轻刑化趋势中出现的困境来源于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定位错误和过度强调刑罚预防功能。环境犯罪轻刑化趋势具有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以提高环境法治效果为目标,环境刑事司法中应当明确环境法益、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增加法律解释检视程序、重视环境犯罪酌定量刑情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