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议制度研究

量刑建议制度对于完善公诉权,制约审判权,保障司法公正,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抗诉等均有积极意义。同时量刑建议制度在推行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相关配套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制度的构建基础及初步设想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相当数量罪质,罪责相近的犯罪行为,不同法院之间或同一法院不同合议庭法官之间所做的裁量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     

刑事诉讼中能动司法初探

刑事诉讼中专门机关为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所进行的活动为广义的“司法”。近来，我国（狭义）司法实践中兴起了“能动司法”的潮流。梳理古今中外包含“能动司法”因素的实践与学说后，在我国当今司法语境下从程序、证据与实体，法院审级，不同类型的诉讼等角度分层解读。审判阶段能动司法指法官拥有的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自由裁量职权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限。从认识论、系统论、诉讼法学原理分析其理论基础。并为刑事诉讼中合理地“能动司法”寻找界限。     

人格刑法论引入量刑活动探究

目前,刑法中的人格问题越来越受到刑法学界的关注。但至今人格刑法论与刑事诉讼法的结合点仅局限于审查起诉阶段的＂缓起诉＂;刑事和解的正当性论证也仅局限于恢复性司法等理论。将人格刑法论与刑事和解结合起来研究的甚少。文章以人格刑法论理念为切入点,将人格引入量刑活动中来论证刑事和解的正当性。     

量刑规范化改革：问题与反思

量刑规范化改革在成为社会热点的同时也成为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点。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遵循的是一种务实而谨慎的推进过程。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量刑规范化还处于试点阶段,很多方面还不是很成熟,相关理念和制度还在探索当中,因而对量刑规范化试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显得及时而必要。量刑基准的确定、加减刑单位和幅度、量刑规范化与量刑公开性、量刑规范化与刑罚个别化、量刑规范化成效的衡量标准等方面是量刑规范化实践所重点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成败。从这些方面入手对我国当前的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进行考量,对于理性认识量刑规范化的实施现状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国家的量刑建议制度及其比较

量刑建议制度产生于西方近代。英国没有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量刑建议由缓刑官提出。美国设科刑前的调查制度,缓刑官在专门的量刑程序中可以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在辩诉交易程序中,美国检察官也可以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并且通常都被法官采纳。法国检察官作为"社会利益的维护者"在诉讼中处于原告地位,但不享有起诉决定权,在法庭上可以提出对于被告人免予起诉或免除刑罚的具体的量刑建议。德国检察官非诉讼之当事人,而作为"法律真实的维护者"可以提出有利于被告或不利于被告的具体的量刑建议。俄罗斯检察官可以提出概括的量刑建议,但不得提出法院应当判处何种刑罚的建议,并且"所提措辞建议对法庭没有约束力"。不同法系国家量刑建议制度的共性是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共性与差异并存是对该制度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诉讼监督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路

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制度的实际效果存在缺憾.在我国近期刑事司法改革运动深入进行的现实背景下,应以改革的视角重新审视我国的诉讼监督制度.尤其是刑事抗诉、量刑监督、侦查监督、刑事执行监督和未决羁押监督制度.应正视这些制度所处的困境,结合一些检察机关的改革实践,全面探索新时期诉讼监督的新的改革思路.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此次审判这起知识产权刑案时，法院是怎么来定罪量刑的呢？丁寿兴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长期以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有据、宽严有度，注重发挥刑罚惩罚震慑犯罪和教育感化罪犯的双重作用，     

吴英案引发的经济犯罪废除死刑的思考

浙江金华市的吴英因集资诈骗罪被一审判处死刑,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再次使人们思考经济犯罪究竟应不应该判处死刑,生命权相比财产权,哪个更重要。吴英案是＂欠债＂后＂偿命＂的判决,生命的价值远远高于任何金钱,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用死刑来遏制经济犯罪,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在刑罚轻缓化,各国都在努力不断废除死刑和减少死刑执行数量的大环境下,我国应该顺应世界潮流,加快刑罚文明化,更加注重保障人权。     

保障死刑案件质量的一个重大举措——简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该规定的颁布和实施,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它统一了全国死刑案件的证据适用标准,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我国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制定了当地的刑事证据规则,但是,＂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广泛存在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