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积数”在挪用公款罪认定中的运用

挪用公款罪的定罪量刑将数额与时间强行分离,并在强行分离的基础上注重数额,轻视时间。本文提出“挪用积数”概念,它包含了“挪用时间”与“挪用数额”的任何变化,更能揭示挪用公款罪的本质。     

自认若干问题初探

自认是民事诉讼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对此都有较为完善的规定。相比之下 ,我国有关自认的规定不仅过于原则 ,而且可操作性不强 ,故在实践中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程序功能。同时 ,从诉讼理论上来看 ,我国很少有学者对之加以系统论述 ,对某些问题也未能达成共识。本文结合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 ,对自认的若干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 ,以期对我国的自认理论和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行政诉讼认证规则的新发展

行政诉讼中的认证是指合议庭在当庭举证、质证的基础上，经过对证据全面、客观的审查核实，对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以及证明效力和能否作为定案根据作出结论的诉讼活动。对于一个完整的诉讼活动而言，一般要经过起诉、受理、举证、质证、认证、判决等几个环节，而其中认证环节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地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认     

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关系到民族的兴衰与成败，是全社会面临的紧迫的任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已于2001年4月12日起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施行。少年法庭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坚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显得尤为重要。     

量刑建议权与刑事诉讼法的完善

量刑建议权,是指公诉机关建议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判处某一特定刑罚的权力,属于公诉权的范畴。量刑建议权有助于促进量刑公正,明确被告方的辩护目标,提高服判率及被害人的程序参与度。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行使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并符合现代法治理念;主诉检察官制度的推行,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行使提供了现实保障。故此,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由主诉检察官根据案件适用程序的不同在相应的诉讼环节提出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     

从过去30年美国使用专家证言的法律经历中应吸取的教训

本文探讨了Frye标准,并将Frye案与Daubert案进行了比较,认为大多数遵行Daubert案的司法辖区,法院已经选择终结对传统科学、软科学和非科学专门知识免于审查的做法.在许多遵行Daubert案的司法辖区,法院开始认识到,基于硬科学技术的专家证言的可采性问题仅仅是冰山之一角.从过去30年美国使用专家证言的法律经验中应汲取的教训是,仅仅狭隘地关注硬科学证言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四个差异”与“四个原则”

证明标准问题是刑事诉讼中居于核心地位和最重要、最复杂也最有争议的问题。按照《刑诉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62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决定起诉、人民法院审判定罪量刑，都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际准，虽然文字表述一致，但是，由于操作性差，往往认识不一，争议不断。笔者认为，导致产生争议的原冈主要是证明主体存在四个方面的差异：     

对量刑情节中“积极退赃”的理解

据刑法第386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第382条的规定处罚。而第382条第1款第3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那么受贿人受贿后将财物退还行贿人，是否属于“积极退赃”？     

论量刑建议制度的完善

量刑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在提起公诉时按照被告人所犯罪名,危险社会程度、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根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的量刑意见。量刑建议制度应从依据的明确、制度的规范等方面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