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决定:不确定性与两难困境决策的理论综述

政策决定大体可以分为合理性政策决定、适当性政策决定和随机性政策决定三种。在所有的政策决策过程中根据信息掌握程度，又逐渐形成了不确定性理论和两难困境理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不确定性通过多次的再选择大部分可以得以改善；而两难困境尽管信息充分，但由于两方案价值相互排斥、相对机会成本巨大，不可能轻意对某一方案作出决定。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规范化

目前，量刑建议制度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活动改革的一部分，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由于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检察机关在行使求刑权过程中，凸现的还主要是定罪请求权，以起诉书的方式向审判机关阐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及其所触犯的刑法条款，在如何量刑的问题上很少涉及。但是随着近几年来全国推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减轻处罚情节适用若干问题探讨

减轻处罚的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一直是一个在学界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量刑情节存在的意义出发,认为《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中的"法定刑"应当理解为相应构成类型中的法定最低刑;减轻处罚应当受到"格"的限制;减轻处罚在主刑范围内可以突破刑种的限制来减轻;但当法定最低刑为管制时,只能减为三个月以下的管制。     

量刑建议制度实务研究——以沈阳市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运用情况为调查对象

自二十世纪末期以来,有关量刑建议权的权力属性、法理基础、价值基础等理论问题一直是学术争论的焦点。目前,理论界的肯定态度已呈压倒性的优势,量刑建议的实务亦从尝试阶段进入比较正规的统筹运行阶段。本文从实务研究的角度,结合沈阳市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运用情况,对量刑建议制度的操作规则提出设想。     

刑罚内在逻辑结构与功能的规范解析——兼论数罪并罚的刑罚缩减机理

以传统的刑罚功能论(报应论)和刑罚目的论(预防论)为基础,指出刑罚在内在逻辑性上包含着客观性的及主观(主体)性的构成要素;前者在逻辑上以行为恶性为施加对象,主要承担普遍而基本的报应职能,并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可称为客观报应之刑或一般预防之刑,后者在逻辑上以主观恶性为施加对象,承担个性化且可增减的报应职能,但主要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可称为主观报应之刑或特殊预防之刑。根据刑罚的这种二元逻辑结构,初步设计出量刑的数理模型,科学地揭示了各种刑罚制度尤其是数罪并罚刑罚缩减的内在机理,并可为量刑的统一提供理论指导。     

论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标准

从证明标准设置的一般原理来看,量刑事实没有必要像定罪事实那样设定最高的证明标准。大陆法国家的司法实践要求将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和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区分开来;英美法国家量刑事实的证明以争议为前提,且将争议的量刑事实区分为罪轻情节和罪重情节,并设置了不同的证明标准。未来,在构建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之前,有必要根据量刑情节对量刑之影响,将量刑情节划分为罪轻情节、一般罪重情节、＂升格＂加重量刑情节,并根据不同的事实设置相应的证明标准。     

死刑适用中的酌定因素研究——兼议《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决定》第36条

酌定量刑因素在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缓或无期徒刑案件的量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酌定量刑因素主要包括:案件起因、犯罪动机、犯罪对象、犯罪手段、犯罪时间、地点、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和表现、被害方谅解.法院应该在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相结合原则指导下,正确运用酌定量刑因素,以达到限制死刑适用的目的.     

论量刑建议

量刑建议源于起诉权中的量刑请求权,它具有启动量刑程序、制约量刑裁判、明确证明责任、预设监督标尺的效力,对于提高量刑的公开性、公正性和公信力,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强化对量刑裁判的制约监督,提高公诉质量和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给检察机关带来严峻的挑战。以域外量刑建议相关制度和实践为参照,我国量刑建议制度构建应在量刑建议的范围、方式、时机与形式、决策与修正等方面作出设计。为适应量刑建议给刑事诉讼带来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庭审程序、证据展示等方面应予改革完善。     

基层检察机关施行量刑建议的处境与出路

量刑建议制度的提出其出发点是为了司法的进步,现今学界多是关注对量刑建议的理论研究,普遍认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具有可行性,可以防止司法腐败,有利于合理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公正目标,并推进刑事诉讼改革,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但在实践中却并没有发挥出其应该有的作用。本文在此试就基层检察机关如何妥善施行量刑建议作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规范量刑的探索之路

自2003年来，姜堰开始注重量刑规范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制定了《规范量刑指导意见》，开创了全国量刑改革的先河，因成效突出，其己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目前量刑规范化改革措施的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