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2010年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规定》无论是从原则精神还是     

量刑的逻辑:量刑差异、刑量分布和量刑基准

对刑罚裁量逻辑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正确的认识可以使我们行之有效地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合理地规范刑罚裁量.刑罚裁量中不合理的量刑差异招致了对量刑体制的广泛批评和对量刑公正的强烈质疑,并进一步削弱了刑罚的威慑效果.控制实验表明法官的量刑决定近似服从泊松分布,该实验的发现为确定合理的量刑基准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对量刑基准的经济学分析表明,应该以刑量分布的均值为基准确立一个量刑幅度以在个案的合理裁量和对不合理量刑差异的控制之间寻找一个最优的平衡.     

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区分

我国现行刑法理论没有区分加重的犯罪构成与量刑规则,因而导致犯罪形态的认定与量刑出现偏差。刑法分则条文单纯以情节(特别)严重(恶劣)、数额(特别)巨大、首要分子、多次、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犯罪行为孳生之物数量(数额)巨大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时,只能视为量刑规则;刑法分则条文因为行为、对象等构成要件要素的特殊性使行为类型发生变化,进而导致违法性增加,并加重法定刑时,才属于加重的犯罪构成。加重的犯罪构成存在未遂犯,量刑规则不存在未遂犯。     

也谈贪污受贿最新定罪量刑体系的瑕瑜互见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刑法修正案(九)》的进一步细化.《解释》数额标准的变化体现了“严而不厉”的理念,“数额+情节”模式的进一步细化使得法网更为紧密,而罚金刑的运用使得刑罚体系更加合理化.但《解释》仍存在不合理之处,贪污受贿罪共用同一标准的尴尬,行贿罪与受贿罪处刑的不协调以及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等未作同步调整的遗憾都需要在之后的司法活动中进行修正完善.     

论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

关于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研究目前较为不足。事实上,侦查阶段落实认罪认罚从宽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表现在优化侦查资源配置,推进繁简分流;提高案件侦破效率,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解决被害人合理诉求,将矛盾化解在前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侦查阶段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目的在于鼓励和引导犯罪嫌疑人主动认罪,及时有效的侦破案件,在侦查阶段有效提高司法公信力,节约司法资源。其主要从侦查阶段即公安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着手,着眼侦查阶段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的具体举措,结合现阶段在试点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的成果。构建起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科学体系,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化、制度化改革方案。     

量刑程序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进行的量刑程序改革自2010年10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试行以来,已经近一年的时间。如果从酝酿、局部试点到在全国部分法院试点算起,这项改革已经历时6年有余。实践表明,量刑程序改革不仅对我国刑事司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弥补了现有刑事诉讼立法的不足,拓宽了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领域和视野。适时对量刑程序改革进行回顾与总结,并立足长远谋划下一阶段的工作,对于推动有关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量刑程序问题、规范量刑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的若干思考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据此,2015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纲要》)中第13项要求:"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     

杀人行为类型化探析

我国刑法关于杀人罪的规定是概念法学的产物，也是类型化不足的典范，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在于其过于简单的罪状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包括罪状与刑罚不匹配以及立法模式零乱等。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而造成的量刑基准混乱的现实，严重损害了罪刑法定原则，从而导致实践中出现大量同罪不同罚的现象。杀人行为类型化既有其理论上的根据又有实践上的依据，类型化就是区别化，是概念式思维的补充。杀人行为类型化的意义在于它能使量刑的基准细化，弥补行为评价的不足以及有效消减死刑适用条款等。杀人行为类型化的哲学依据是相对意志自由；类型化的标尺是犯罪效应。杀人行为类型化的思路是首先将杀人行为区分为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两种；故意杀人行为又根据责任阶梯分为：普通故意杀人、加重故意杀人及减轻故意杀人；减轻的故意杀人又依据行为类型分为：挑衅杀人、应请求杀人、帮助自杀、教唆或者逼迫他人自杀等。本文还讨论了各种杀人行为的认定规则。     

量刑方法的理解与适用

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简称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中央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项目,也是《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重要内容,是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焦点问题。自2010年10月1日起,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全国范围内试行,量刑规范化改革由部分法院试点正式走向全面推广适用的阶段。在此项改革全面试行将满一周年之际,本期特别策划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专题,深度关注量刑规范化改革动态,以期有力促进改革成果的正确理解和有效实施,从而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服务审判、指导实践的作用。基于此,本刊特邀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项目组成员、刑三庭陈学勇审判长和项目组成员、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李玉萍研究员撰写专门文章,围绕量刑规范化改革所涉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澄清模糊认识,明确改革思路,促进量刑公正。现呈上陈学勇审判长撰写的量刑方法的理解与适用、李玉萍研究员撰写的量刑程序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以及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李生龙副院长等同志撰写的规范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基本方式等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职务犯罪量刑情节认定中司法人员逆向选择的现象解析与对策思考

近些年来，由于对职务犯罪量刑情节的认定和运用不够规范、严肃，职务犯罪“轻刑化”的问题是愈演愈烈，成为一个严重的法治问题。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高达51．5％，明显高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19．74％的年均缓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