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量刑基准的确立

同样性质、同样情节、同样后果的犯罪,受到不同的处罚,必然会引起人们对法律公正的怀疑,动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信心.量刑的公正应当体现在不同个案的相互比较中.刑法规定的法定量刑情节需要一个参照基准,应在假定不考虑犯罪人的具体法定量刑情节的基础上,考虑犯罪人所有的与犯罪有关的全部犯罪细节包括酌定情节,抽象地确定这一犯罪应当适用的基准刑罚,再在此基础上,考虑量刑的法定情节,对基准刑罚进行适当的调整.目前需要做的工作是在立法方面进一步细化法定刑范围,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量刑标准,承认案例的指导作用.     

英国法院的诉讼模式与量刑

一、英国的法律体系英国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组成,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由于历史、民族、文化渊源的不同,在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实行的是普通法,即“法官参考各地风俗习惯作成判决内容所形成的法律规范”。而在苏格兰则主要实行欧陆法系,即“以抽象的条文规范具体案件的法律,以法典作为法律渊源的法律制度”。在英国实行两种不同法系的司法制度一直沿袭至20世纪末。在传统上,上议院是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的刑事上诉案件及苏格兰民事上诉法院的终审法院。大法官兼任上议院议长而集立法、司法功能于一身,同时他又…     

在押人员的羁押表现作为量刑情节的探讨

在押人员的羁押表现作为量刑情节有利于监管秩序的稳定,有利于促进监管执法的规范文明，有利于深挖犯罪工作的持续深入发展。因此，实践中把握其适用的范围、程序，及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情节加重犯基本问题研究

情节加重犯的成立以基本犯的成立为前提.加重情节不影响罪质的有无,但影响罪质的轻重.加重情节并非一种单一的反映罪质和罪责加重的指标,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指标.加重情节属于定罪情节而不属于量刑情节.只有基本犯既遂的构成要件完全具备而且加重情节具备,才能成立情节加重犯的既遂.     

未起诉余罪对量刑的影响

一、基本案情(一 )被告人前科情况李某某 ,1 996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1 998年刑满释放。(二 )主要罪行1 999年 ,李某某先后将 4名农村女青年拐骗至外省卖给他人为妻 ,拐卖过程中 ;李对其中两名女青年实施了奸淫。同年 8月李某某被刑事拘留。2 0 0 0年 5月某日 ;被依法关押的李某某趁该所所长刘某某与其谈话后将其送回监房不备之机 ,用事先准备的刀片刺杀刘某某的右侧颈部及右肌肋处 ,后被他人制止。经法医鉴定 ,刘某某损伤系轻伤。(三 )李某某被抓捕及涉嫌故意杀害多人情况1 999年 3月某日 ,某县公安局因徐某某被杀案 ,将李某某…     

守文与权断——清代量刑的制度与实践

清代量刑制度在立法上具有法定刑绝对化,量刑幅度固定化,量刑情节法定化等特征。司法官员对自身无判决权的案件能够依律量刑,但对于民间细故案件,在量刑上有较大的自由,这与司法官员维护社会和谐与施行仁政的理想是分不开的。     

商业受贿罪量刑立法的不足与矫正论

一般认为，商业受贿罪是指发生于经济交往中的贿赂犯罪与普通贿赂犯罪有重大区别．其实这种认识并不符合我国一罪名的立法特点与受贿罪群构罪要件相互交叉的状况。从行贿的角度看行为是发生于经济往来中，属商业受贿。而从受贿的视角出发则是利用了职务便利。属公职受贿，因此两者在公务员参与的场合是不易区分的。为此，本文的论述依照法定的罪名展开。关于这种犯罪在理论研究上的热点几乎集合于主客观构件的问题上，诸如客观构件上的“利用职务之便”、     

刑法中的人格问题初探——兼评人格刑法学

人格刑法学克服了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过于强调行为或行为人的缺陷,调和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将行为和行为人有机地结合起来。它立足于对人格的研究,主张考察犯罪时,将行为人的行为置于首位,同时对行为背后的人格予以关注。将行为责任和人格形成责任结合为人格责任,以此作为刑罚适用的依据。人格的综合性和整合性决定其在定罪量刑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人格作为出罪的依据并不是否定人身危险性作为出罪依据,而是扩大出罪的影响因素,把人身危险性中所没有而人格中所包含的因素考虑进去。在量刑中,以社会危害性为主要依据,人格可以作为次要依据对犯罪人从重、从轻、减轻处罚起作用。     

受贿罪量刑司法问题及其刑罚结构改革

近年来，受贿犯罪呈高发趋势，但与现实反腐败形势不协调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受贿罪竟然没有一个单独的量刑标准。而是依附于贪污罪的量刑标准。然而贪污与受贿虽然同为腐败行为，但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犯罪．故而现行刑法将受贿罪的量刑比照贪污罪处理很不科学且受贿罪的刑罚种类设置也不尽合理。通过对美国、德国、瑞士等国法律有关受贿罪量刑立法的具体规定、立法精神、原则的比较研究以及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提出对我国受贿罪量刑立法的若干建议。     

论量刑合理化的对策

我国要解决量刑偏差问题,应在理论上坚持责任原则、兼顾特殊预防,在实践中完善刑事立法、建立判例法体系、深化审判体制改革和提高法官素质,才能实现量刑的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