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加重犯基本问题研究

情节加重犯的成立以基本犯的成立为前提.加重情节不影响罪质的有无,但影响罪质的轻重.加重情节并非一种单一的反映罪质和罪责加重的指标,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指标.加重情节属于定罪情节而不属于量刑情节.只有基本犯既遂的构成要件完全具备而且加重情节具备,才能成立情节加重犯的既遂.     

未起诉余罪对量刑的影响

一、基本案情(一 )被告人前科情况李某某 ,1 996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1 998年刑满释放。(二 )主要罪行1 999年 ,李某某先后将 4名农村女青年拐骗至外省卖给他人为妻 ,拐卖过程中 ;李对其中两名女青年实施了奸淫。同年 8月李某某被刑事拘留。2 0 0 0年 5月某日 ;被依法关押的李某某趁该所所长刘某某与其谈话后将其送回监房不备之机 ,用事先准备的刀片刺杀刘某某的右侧颈部及右肌肋处 ,后被他人制止。经法医鉴定 ,刘某某损伤系轻伤。(三 )李某某被抓捕及涉嫌故意杀害多人情况1 999年 3月某日 ,某县公安局因徐某某被杀案 ,将李某某…     

守文与权断——清代量刑的制度与实践

清代量刑制度在立法上具有法定刑绝对化,量刑幅度固定化,量刑情节法定化等特征。司法官员对自身无判决权的案件能够依律量刑,但对于民间细故案件,在量刑上有较大的自由,这与司法官员维护社会和谐与施行仁政的理想是分不开的。     

商业受贿罪量刑立法的不足与矫正论

一般认为，商业受贿罪是指发生于经济交往中的贿赂犯罪与普通贿赂犯罪有重大区别．其实这种认识并不符合我国一罪名的立法特点与受贿罪群构罪要件相互交叉的状况。从行贿的角度看行为是发生于经济往来中，属商业受贿。而从受贿的视角出发则是利用了职务便利。属公职受贿，因此两者在公务员参与的场合是不易区分的。为此，本文的论述依照法定的罪名展开。关于这种犯罪在理论研究上的热点几乎集合于主客观构件的问题上，诸如客观构件上的“利用职务之便”、     

刑法中的人格问题初探——兼评人格刑法学

人格刑法学克服了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过于强调行为或行为人的缺陷,调和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将行为和行为人有机地结合起来。它立足于对人格的研究,主张考察犯罪时,将行为人的行为置于首位,同时对行为背后的人格予以关注。将行为责任和人格形成责任结合为人格责任,以此作为刑罚适用的依据。人格的综合性和整合性决定其在定罪量刑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人格作为出罪的依据并不是否定人身危险性作为出罪依据,而是扩大出罪的影响因素,把人身危险性中所没有而人格中所包含的因素考虑进去。在量刑中,以社会危害性为主要依据,人格可以作为次要依据对犯罪人从重、从轻、减轻处罚起作用。     

受贿罪量刑司法问题及其刑罚结构改革

近年来，受贿犯罪呈高发趋势，但与现实反腐败形势不协调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受贿罪竟然没有一个单独的量刑标准。而是依附于贪污罪的量刑标准。然而贪污与受贿虽然同为腐败行为，但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犯罪．故而现行刑法将受贿罪的量刑比照贪污罪处理很不科学且受贿罪的刑罚种类设置也不尽合理。通过对美国、德国、瑞士等国法律有关受贿罪量刑立法的具体规定、立法精神、原则的比较研究以及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提出对我国受贿罪量刑立法的若干建议。     

论量刑合理化的对策

我国要解决量刑偏差问题,应在理论上坚持责任原则、兼顾特殊预防,在实践中完善刑事立法、建立判例法体系、深化审判体制改革和提高法官素质,才能实现量刑的合理化。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量刑建议制度是根据求刑权设置的用以确保罪刑统一的相关制度,建立健全量刑建议制度,对保障量刑公正、增强检察监督、防范司法腐败、提高诉讼效率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论刑法上的“从轻处罚”

从轻处罚情节包括法定从轻与酌定从轻情节。从轻处罚必须以“从轻处罚情节”为依据,酌定情节不是由法律具体规定的,因而就其是否影响量刑有进行自由裁量的必要。在具体案件中,如何准确适用从轻处罚的各种量刑情节,从而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要求,既是正确量刑的前提,又是一个十分复杂又技术性很强的问题。     

酌定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具有刑法上之依据,但不具备内容的法定性,应将酌定量刑情节内容予以法定化。民愤与量刑依据存在偏差,不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是其对刑罚裁量能够产生特定影响;司法实践中“以强凌弱”的情况体现了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应当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