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适用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属于刑事诉讼特别程序,鉴于诉讼目的、针对对象、审判模式、权利救济的特殊性,针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证明标准应区别于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对于没收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应通过赋予其知情权、参与权、上诉权、法律援助申请资格等,全面加强对其权益的保障。     

量刑规范化与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衡平

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对量刑规范化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我们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应持有限度的认可的态度,不提倡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过度行使.可以考虑从量刑理由的阐述、量刑基准点的确立和量刑刑事判例的角度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制约.     

洗钱犯罪法律认定困境及对策研究

洗钱罪入刑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反洗钱的立法力度,但司法适用却不尽如人意.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89份洗钱犯罪裁判文书从形式及实质层面进行分析后发现,该类犯罪存在量刑幅度、主观明知、竞合选择及共犯等方面的法律认定问题.为此,应修订刑法条文,出台量刑标准,合理采用刑事推定,优先适用特别法,区分共犯分界线,以扩大本罪的适用,准...     

量刑说理初探

量刑说理是裁判说理制度的应有之义，它在制约法官量刑权和促进量刑理性化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西方各国普遍实行了量刑说理制度，并形成了“强制说理”与“提倡说理”两种模式。而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判决量刑说理严重不足，这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刑事司法的健康发展。为此，我们必须作出相应改革，为法官量刑说理创造有利条件。     

论控制下交付贩毒行为的司法认定——以类型构造为分析路径

司法实践对贩卖毒品案中控制下交付行为的认定较为混乱,究其原因在于对从严打击涉毒犯罪刑事政策的不当解读,人为割裂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内在联系以及控制下交付实体法概念的缺失。要全面厘清控制下交付行为对贩卖毒品罪犯罪停止形态的影响,应在遵循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运用刑法教义学方法并结合贩卖毒品罪侵犯的法益,对控制下交付行为的实体法概念及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进行明确,以实现量刑个别化及个案正义。     

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建议——以200份贪污受贿案件判决书的实证分析为基础

对200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量刑偏轻、量刑失衡、基准刑之裁量唯数额论、从宽量刑情节认定不严格和适用不规范等问题,其产生原因包括法制传统、司法体制、立法缺陷、司法积弊和司法人员素养等因素。基于腐败犯罪的状况和中央的反腐态度,司法人员应转变轻刑化理念,贯彻从严惩腐的刑事政策。完善司法体制、改善司法环境、强化检察权能、提高司法权威是改变量刑偏轻的可行思路。刑法上重置受贿罪的罪刑结构并增设常见的犯罪情节,司法上构建二元处罚标准的量刑方法,完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是促进量刑均衡的有效路径。观念上厘清受贿罪的罪质及影响其罪责程度的要素,实践中更加注重其他犯罪情节对刑罚的影响,是化解基准刑之裁量唯数额论的理性思维。判决书中加强有关从宽量刑情节的说理,有利于解决从宽量刑情节认定和适用中的问题。     

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量刑交易”现象研究

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隐性"量刑交易"现象以"有罪供述""赔钱减刑""预缴罚金"三种模式最为典型,此为司法现实之下法官、检察官、犯罪人等多方压力驱动使然。该现象因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体现了量刑个别化的要求而具有正当性的一面,但因其缺乏必要的规范规制又带来现实中的量刑失衡等问题。应从实体规范角度明确功利对量刑的影响限度,对基于功利和基于真诚悔罪类量刑情节在从宽幅度上予以区别对待。     

多次作案末作处理的犯罪数额如何计算

在《刑法》分则351个条文中有138个条文的定罪量刑涉及到犯罪数额，因此准确认定犯罪数额对于保证案件质量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应在《刑法》总则中规定，对多次作案未作处理的犯罪数额，按累计数额计算，理由如下：     

社区矫正：对未成年犯定罪量刑的路径选择

本文论述了对未成年犯实施社区矫正的意义以及我国开展社区矫正探索的进程，认为社区矫正为处理未成年犯罪问题提供了路径选择。     

审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应注意把握的问题

我国刑法规定的关于毒品死刑案件的罪名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该罪是指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行为。根据刑法第347条的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依照数额和情节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处罚档次，直至可以判处死刑。由于毒品案件日趋增多，一旦误判死刑，执行后，具有不可逆转性，所以应当慎之又慎。现就审理毒品死刑案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