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形态分析

犯罪形态，是指故意犯罪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犯罪停止形态，即故意犯罪在其发生、发展和完成的过程与阶段中，因主客观原因而停止下来的各种状态，包括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和即遂四种形态。毒品犯罪在主观方面须出于故意，这是不争的定论，但对于毒品犯罪中有没有既遂和未遂问题，如何划分既遂和未遂，这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争议，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挪用公款数额交叉累计认定应制订相关法规予以明确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检察机关对某被告人挪用数额较大,归个人使用的公款与挪用未达到数额较大而进行营利或非法活动的公款交叉累计,认定其为挪用公款总数额提起公诉时,审判机关往往对此类交叉累计的挪用公款的数额不予认定,出现了执法两家各执一词的尴尬情况,问题就出现在对     

观点：如何看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曾经很响亮很辉煌的口号，现在却似乎成了不受欢迎的问题。     

论刑法中的身份

刑法将许多犯罪规定为身份犯，犯罪主体必须具有一定的身份才能构成这些犯罪。有些身份在刑法中具有定罪作用，这种身份叫做定罪身份。除此之外，有些身份还具有量刑作用，这种身份叫做量刑身份。所以，我们将刑法中所规定的行为人所具有的对定罪量刑有一定影响的特定的个人要素叫做刑法中的身份。有些国家的刑法中还规定某些犯罪只有特定的单位才可以构成，因此，单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身份，也有研究之必要。     

论法定刑结构的优化——兼评97’刑法典的法定刑结构

<正>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新刑法典在致力于确立罪刑法定原则、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完善罪刑制度,加大刑罚投入的同时,对法定罪种的法定刑结构也作了必要的调整,如进一步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在144个条文中规定了罚金刑,针对不同犯罪分别规定了罚金刑并科制、选科制和单科制,摒弃了罚金刑得并科的立法方式,全部采用了必并科制。扩大了没收财产的适用范围,取消了部分死刑罪名,适当限制了一些犯罪的死刑的适用范围,调整了部分犯罪的法定刑幅度。但是,总的说来,法定刑结构的调整并不是这次刑法典修订的重点,修订刑法典时对法定刑结构     

界限性损伤的特征与意义

探讨了界限性、界限性损伤的特征和意义,指出界限性损伤系"标准伤",既可有效控制鉴定结论的差异,根治鉴定争议的问题,也可作为伤害罪量刑的基点。     

“从技术到制度”：我国量刑程序改革述论

中国的量刑程序改革需要"从技术到制度"逐步推进.具体而言第一,确立量刑听证,实现量刑的"司法化";第二,制定量刑指南,推进量刑的"精密化";第三,革新量刑技术,促进量刑的"现代化";第四,公开量刑过程及理由,保证量刑的"透明化".     

量刑建议“检察主导”的逻辑解构与制度重塑

针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采用“检察主导”模式。“检察权决定”和“检察权裁判”分别主导量刑建议的生成与采纳。“检察主导”的形成既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质属性与功能定位有关,也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行使原则和角色定位相关。“检察主导”不仅契合我国刑事诉讼职权主义传统和“层控式”结构,而且可以保证控辩合意的兑现、激励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以及提升诉讼效率。但是,当前“检察主导”也存在无法切实保障被追诉人对量刑建议的“有效同意”、容易僭越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等弊端。对此,检察机关应通过开示主要证据、实行有限抗诉、强化释法说理等,重塑“检察主导”下的控辩、控审关系,避免“检察主导”的失范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精准化的价值与实现方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在于量刑建议,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入发展,就必须重视发挥量刑建议的作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由于包含控辩双方合意以及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因而不同于普通程序中的量刑建议,这就决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需要做到精准化。精准的量刑建议具有激励被告人主动认罪认罚、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并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当下,必须通过制定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指南,保障控辩协商的充分性,完善量刑建议的事前沟通与事后调整机制,实现量刑建议的精准化,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入发展。     

以功能性规制为基础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应单独立法，立法时应摒弃“机构性”规制理念，采“功能性”规制理念。金融商品类型化可作为实现此理念的方法，应用该方法构建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引入“金融投资商品”概念，将整个金融市场中的金融商品重新分类为存款型商品、金融投资商品、保障型商品、贷款型商品和复合型商品类型。在设计具体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时，应以重整后的金融商品类型为基础，以“适当性原则”、“说明义务”、“不当劝诱之禁止规则”等为体系加以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