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精准化的进路

张军检察长在2020年初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指出,认罪认罚工作牵涉面广,社会工作、法律工作及量刑建议精准化工作标准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为准确把握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内涵,深入了解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存在的难点及考量因素,加强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理论研究,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精准化的进路"这一主题进行探讨,敬请关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与量刑关系之构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在防止纠纷扩大化、化解社会矛盾、恢复受损害的社会关系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影响量刑具有正当性,二者统一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之中。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立法模糊、法官角色混合、自由裁量权无制约、激励机制未确立等问题,应以量刑规范化改革为指向,从限定调解范围、建立激励机制、完善量刑程序和明确赔偿与量刑幅度之间的对应关系等方面科学构建调解和量刑之间的关系。     

量刑建议出新招

四川省乐至县,因是陈毅元帅的故乡而远近闻名。2003年3月,乐至县检察院在全省率先提出量刑建议理念：坚持先易后难、先少后多、逐步规范、逐步推开。     

浅探量刑情节与法定刑

量刑情节所依据的法定刑是什么?一种观念认为量刑情节所指的法定刑是某一罪名的整个刑罚幅度,从重处罚是在该罪名的整体刑罚内从重,从重处罚情节是导致法定刑升格的主要依据.本文对这种观点从法理上、实证上进行了反驳,认为,量刑情节是依附于犯罪事实而存在的,而每一个犯罪行为的法定刑都是根据该罪行的轻重而设定的具体刑罚档次,量刑情节适用的基础是罪行法定刑.从轻、从重处罚都只能是在所该当的刑罚幅度内判处.把罪名法定刑作为量刑情节的法定刑,混淆了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与减轻处罚、加重处罚的界限,这不仅法理上是错误的,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一般应当采纳”条款的立法失误及解释论应对

《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一般应当采纳"条款,在立法论上存在明显失误,对控审分离这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为化解立法带来的不利影响,应在解释论层面探索适用该条款的妥善方案。一方面,允许法官在提供特别论证的基础上,不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通过上诉审的事后审查机制敦促法官善尽论证义务。另一方面,当法院决定不采纳指控罪名与量刑建议做判决时,应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并探索在审判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方式。     

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若干问题的认识与把握

<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核心在于对量刑建议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在实践中,由于对量刑建议一些问题的理解不准确,影响工作顺利推进。为统一认识,2019年11月1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国家安全厅在充分吸收"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精神的基础上,联合下发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刑事案件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实施细则》针对山东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过程中出现的困境,以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相关问题为主要导向,吸收试点过程中积累的有益经验,在各机关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对量刑建议的提出、调整、从宽幅度、形式等若干问题尝试进行了回应与解答。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建议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第三范式"之下,量刑很大程度上属于法官的职权范围,在一些国家,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是司法实践的产物;关于量刑建议的理论争议,其根本点在于是否应当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在"刑事诉讼第四范式"之下,量刑建议主要存在于协商性司法当中,并且量刑建议的实质从检察机关的求刑权转化为控辩双方之间的合意,但是保留了法官对量刑协议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量刑建议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应当从量刑公正、均衡、合理、效率等几个维度加以审视。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建议,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在量刑建议的性质、形成机制、提出方式、调整机制、效力等方面存在争议,这与刑罚制度的多元化价值目标有关,也涉及检察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制衡机制。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制度的具体建构,应当避免僵化的量刑规范、不充分的量刑信息来源、低标准的证据规则以及形式化的量刑建议审查机制所带来的结构性风险,应当保持量刑建议机制必要的开放性和量刑结果的可预测性,并且严守量刑公正的底线,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量刑偏差。     

我国刑法对性犯罪的立法及量刑标准

性的权利话语影响了我国刑法对性犯罪的直接定义,因此我国在确立性犯罪和量刑的标准问题上,较之古代以及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别,未能产生量刑的定量化标准。文章通过对性及其权利的本质进行探微来论证量刑的合理性,从性犯罪源自与性压抑的角度出发来分析性犯罪量刑过重、性认识模糊等问题。     

量刑规范化的规范：号式选择

李洁、于雪婷、徐安怀在《当代法学》2011年第3期撰文认为,量刑规范化以实现刑罚的公正为价值追求,通过量刑规则的具体化,来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使司法过程中法官无滥用权力的可能,进而使相同情况得到相同处理。然而,目前量刑规范化的规范方式自身存在着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其价值追求的实现程度。因而,研究量刑规范化的规范方式的选择意义重大。     

量刑监督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当前,量刑监督的不力,有观念、立法、司法等多重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监督权内在的贫困性。古今中外,从未有监督权可以真正有效地控制执行权,监督权的非生产性、事后性和对社会条件的高度依赖性决定了其地位的弱势。鉴于此,我们对量刑监督的现状应保持理性认识:量刑监督现状的改善,有利于量刑公正的实现,但无法根本解决量刑问题。认识这一点,相信对我们科学地看待、理解量刑监督制度革新问题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