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犯从重处罚原则的司法适用

累犯,是人民法院量刑时经常遇到的量刑情节。对于如何认定累犯,法律己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并无争议。但是,如何把握累犯从重处罚的幅度,以及对累犯能否加重处罚,却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浅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及其建构

公诉权本质上是一种司法请求权,这种请求权不仅包括“求罪权”,同时也应包括“求刑权”。刑罚权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四项权能,分属不同的司法机关．其中求刑权属于检察机关行使。由此可见．检察机关不仅有定罪建议权,同时也有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制度的改革试点工作自1999年开展以来,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先后对量刑建议权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于建立完善我国的量刑建议制度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辩护人量刑建议权：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刑事司法审判中量刑的轻重不仅直接关系被告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能否真正落实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关系到刑法适用的统一。近年来,刑事审判的量刑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官在量刑方面自由裁量权逐步被规范。2009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对人民法院的量刑行为和程序进行了规范。     

醉酒驾车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以成都孙伟铭案为切入点

在定罪中,主要根据醉酒驾车行为是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人在主观上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间接故意,来决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在量刑中,对以间接故意实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醉酒驾车被告人,即使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由于系间接故意犯罪,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符合自首的两个法定条件,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属于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应结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从轻以及从轻的幅度;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同样需要结合案件情况慎重地把握,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中国传统量刑内在价值与当代量刑机制之完善

一、传统人伦量刑观与量刑实践 （一）儒家主流思想与量刑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把人伦的‘伦’看得比人还要看重的文化传统。”。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李钟声认为：“我国的法律制度本于人伦精神,演成道德律和制度法的体系,     

论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约束力

公诉机关与被告人的协商与合意是认罪认罚从宽的前提与基础,量刑建议正是基于协商与合意而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是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前提,是检察机关客观义务的体现,是裁判者量刑的依据,也是被害人服判息讼的基础。明确、规范、合理的量刑建议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案件诉讼结果有清晰的预期,能更好地促使被告人与公诉机关进行有效协商、确保法官量刑裁判的精准化与统一化。     

我国死刑独立量刑程序的可行性研究

我国以控制定罪为中心、定罪量刑一体化的传统审判模式及制度安排,已明显滞后于当前死刑案件审判的实践需要及形势发展。法治国家实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实务界所作的积极探索,为我国实行死刑独立量刑程序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公正为大"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司法效率、资源配置等因素不足以构成死刑量刑程序改革的障碍,构建专门、独立的死刑量刑程序以实现死刑量刑公正已成大势所趋。通过自下而上的改革试点、技术试错以及适时适当的立法突破构建以成就我国的死刑量刑程序改革,切实可行。     

治污，迈入“重典”时代

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门槛,体现出“从严惩治”的决心。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的法律评价

2011年颁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八)》)第6条对累犯制度进行了修改,根据该规定,未满18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这也意味着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一律不作为法定从重处罚情节,那么未成年人的前科还能否成为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呢?这一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还应否以及如何进行法律评价,涉及到对未成年人犯罪正确适用法律,有必要认真加以研究。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标准——以司法理性与审判效率的契合为视角

鉴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一年之际暴露出的诸多困境,司法实践应从出罪途径和量刑标准两个方面来破解定罪界限与量刑失衡现状：通过反证抽象危险的不存在及适用总则第13条来构建合理的出罪路径,以期坚守司法理性和刑法的谦抑性;通过量刑规范化来统一量刑标准和程序参与,确定从量刑起点直至宣告刑中各个环节的标准和影响幅度。从而＂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量刑的规范和公正,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的公正、效率和社会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