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反思与制度重构——以减少证人出庭需求为视角

证人出庭率低、证人作证难已成为困扰我国三大诉讼正常运行乃至影响司法公正的一大顽疾,针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改革和完善措施学者们论述颇多,但是,大多偏重于正面促进证人出庭,而较少涉及减少法院出庭需求这个方面.造成证人出庭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国司法资源紧缺的现状下,减少证人出庭需求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相对合理的办法.     

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之成因透视

对于目前我国的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证人出庭作证率低这一现状,是由理论与实践中不同层次的原因造成的。笔者通过对其成因逐层分析,试图揭示出这一现状背后的深层原因,并在诉讼模式的层次上加以探讨。     

证人强制出庭制度构建之我见

证人证言是查明案件事实、揭露和证实犯罪,保证无责之人不受刑事追究的重要手段之一,证人出庭制度既是刑事诉讼要求,也是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然而,在现实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证人出庭制度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该现状的产生,既有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有制度构建所存在的缺陷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对该制度的探讨,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及国外的做法,提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规定及赋于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权运用之情形。     

论鉴定结论的系统化规制——以证据能力规则为视角

鉴定结论作为我国法定证据之一，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现有法律对鉴定结论的规定比较粗糙，司法实践中对鉴定结论的使用缺乏有效的规制。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通过对鉴定人与鉴定结论的限制，保证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事实证明，鉴定结论并不天然地具有证据能力，运用证据能力理论构建合理的规则体系能够保证合法有效地运用鉴定结论。     

本期重点文章作者简介

加文·巴雷特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法学博士，出庭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盟宪法、欧盟劳动与社会法。担任《都柏林大学法律杂志》的董事会成员，     

英国二元化律师制度的近期发展与融合之争

英国实行独特的二元化律师制度,事务律师与出庭律师共同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但二者在执业资格取得、出庭权、行业组织、晋升法官的机会等方面有着传统区分。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以来,政府开始介入一直自律发展的律师业,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打破传统分界的立法与改革举措,由此引发了人们关于律师业是否应当融合以及最终能否融合的争议。或许是否融合只是表面现象,律师分立的传统行业规则带来的弊端才是促使政府推行改革的真正动力。     

律师应垄断全部出庭业务

《中国律师》杂志今年第２期刊登了袁毅刚的文章，题为《对现行律师制度的思考》。笔者赞同文章关于律师应垄断出庭业务的观点和立法建议，但对县级以下（包括县级）现有的法律服务机构形式予以保留的建议，我有不同想法，现提出来，供同行们探讨。袁文说：“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具体区域对法律服务人员的需要及律师执业群体、律师机构的分布情况，应立法规定在地级市以上的（包括地级市）市区范围内，以律师事务所为从事法律服务的唯一机构，排除其他组织从事法律服务的可能性（公证除外）。而对我国县级以下（包括县级）的广大…     

“情况说明”的证据学属性分析——兼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之构建

情况说明在刑事诉讼中大量存在．但在诉讼过程中的证据地位不明确，且证据形式本身存在瑕疵，在制作主体、制作程序和证据效力方面均存在不同做法，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混乱，掩盖了侦查过程中的某些问题，需要明确其本质上系证人证言，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的出庭人员作证制度，并逐步建立证人保护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限制书面证据原则。     

人民检察院鉴定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定位

人民检察院鉴定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即人民检察院鉴定人的法律性质是什么，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82条将鉴定人规定为诉讼参与人，忽略了人民检察院鉴定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性。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公布实施以来，检察机关内设鉴定机构不再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