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铭文沿承与新变

建安铭文沿承两汉,内容上仍以祝颂和警戒为主,既有诫谏之辞,亦有自警之言。但这一时期的铭文也发生了新变,出现了咏物铭、颂铭、碑铭等一些新的铭文形式,有的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有的与其他文体混合使用,不少铭文呈现出了明显的赋化特征。     

东汉“五利后”铭文解考辨

文物是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重要见证。“五利后”是东汉时期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的特殊随葬品上的一种铭文,研究该铭文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到目前为止,具有“五利后”铭文的文物已出土四例。对于“五利后”铭文的含义,鲜明先生在《再论早期道教遗物摇钱树》一文中认为“五利后”三字应分为“五利”和“后”两个组合,分别意指汉武帝时期著名的方仙道代表人物栾大及其后人。然而,经我们考据,这种解译尚为不妥。我们以为,“五利后”铭文中的“五”字应该是指“五铢”;“利后”者,即利于后之意也,希望子孙绵延、昌隆也。正确解读“五利后”铭文对研究汉代乃至我国诸朝代的社会文化和民族情感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出土汉代铜镜铭文的研究

铜镜上出现铭文开始于西汉早期。近50多年来,广西的汉代铜镜铭文不断出土。从铸镜手工业的状况、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家族观念、爱情观、求仙思想)、广告、工匠的文化水平等四个方面,分析广西出土的汉代铜镜铭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两汉时期广西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     

文物鉴赏

<正>春秋晚期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通长55.7厘米,宽4.6厘米。此剑铸造精美,剑身中脊起棱,饰黑色菱形花纹。正面近格处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的鸟篆铭文。剑格正面嵌蓝色琉璃,背面嵌绿松石。剑刃薄且锋利,毫无锈蚀,至今仍寒光袭人。     

《尚书·无逸篇》新证

本文针对过去《尚书》研究的若干盲点, 指出今后的研究应该以今古文文本的歧异为起点, 以传统的考证学方法为手段, 以同时代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为参证, 力求达到以理断文、以文证史的目的。文中的两条考释, 尝试了上述的观点。一方面纠正了一些沿袭已久的在句读或训释上的谬误, 并对今古文的歧异作出裁断; 另一方面通过文本的论证, 也澄清了一些古代地理、政治思想、历史文化的问题。     

《论语》法观念的再认识：结合出土文献的考察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国学习西方法治的探索迈出了重要一步。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法治道路上摸索前进,在这一进程中,法律传承已成为与法律移植并重的重要面向。接续传统以更好地走向未来,则逐渐得到了更多认同。为此,本刊特约请武树臣教授和徐爱国教授撰稿剖析中华法系的成因与发展历程,解读现代中国法律思想的渊源,并汇集青年学者关于传统法律研究的最新成果组成专题,以期推动对一百年来法治探索和几千年传统法律文明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