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相关法案的出台

“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相关法案是在美日战略的转移、“中华威胁论”、右翼战争翻案逆流高涨等背景下出台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相关法案有悖于日本和平宪法 ,是使日本宪法空洞化的“战争法”,带来的后果不可低估     

个别预防论的四大立论

社会责任论、社会防卫论、人身危险论与保安处分论是个别预防论的四大基本立论。社会责任论构成刑罚的基础 ,它以犯罪必然论与犯罪非自由意志论为前提 ,其实质在于否定道义责任论 ,主张存在决定论 ;社会防卫论是对刑罚的渊源的解说 ,它主张社会生存的需要是刑罚权的根据 ;人身危险性是刑罚的重心 ,其决定着刑罚的运用的正当性 ;保安处分是刑罚的补充与扩张 ,与刑罚共同服务于社会防卫的目的。     

搞笑“反扒”歌曲，你听过吗？

吉林省长春市重庆路商业区内的一家大型商场播放着这样一首歌曲：“休闲自在的滋味．逛街聚会的乏味，本来愉悦的心味．却被贼偷得无味。我要说我的机会．不给贼任何机会，主动增强自我防卫，把贼留在无服务区域内。公共场所钱财当看紧．外出乘车衣兜要捂紧哎。进入公共场所得注意哟，挑选东西别忘记哎。不要图一时方便，而将手机财物放一边．因为很有可能已有人盯上你哟……”     

问、探、拾、借、转——文秘人员把握领导意图五字诀

文秘人员都知道要按照领导意图撰写讲话稿，但如何了解和把握领导意图，却常常感到为难。特别是有的领导自己想法不肯轻易示人，总是叫秘书先思考；有时秘书回报想法，他也不置可否；有的领导工作比较忙，不到会期临近不思考；也有一些领导，表达能力比较差，自己的想法一句两句讲不清，这种情况下，文秘人员会一直感到心中没底，惴惴不安。文秘人员需要领导意图，就象士兵抱着枪等待弹药一样，又急又慌。那么，如何摸准领导意图昵?笔者以为有五个方法可供参考。     

性自卫能力鉴定中的一个特殊情况

本文作者曾对精神病人性自我防卫能力鉴定进行了讨论，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又见到一例在我们讨论中尚未充分阐述的问题，现报告如下： 陈某，女，27岁，文盲，残疾人。1999年5月31日晚，陈的丈夫向民警电话报案，称其妻陈某被邓某强奸，邓已外逃。当天，民警询问了陈某，陈某讲述了与邓某发生性关系的经过。陈某说，邓骗陈说有话要对她说，陈走到邓家大门口邓就将她拉进去，并强行与她发生性行为。公安机关勘查了现场，并收集了物证，证实当时确实有两性关系发生。6月15日，邓某到派出所投案，邓称，5月31日下午，陈某对他说：这几天做梦，天天都和你在一起。还主动邀请邓到自己家里去。邓说：我不去，要不你来我屋里。陈某从后门进入邓某家，两人在床上发生性行为。6月16日，某市精神病院对陈某进行了司法精神医学鉴定，鉴定结论引用了陈的证言，并认为陈某为“精神发育迟滞（中度）、无性自卫能力”。7月27日，沙洋县公安局发出对邓某涉嫌犯有强奸罪的起诉意见书，意见书引证了某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结论。9月5日，邓某的辩护律师提出辩护意见，对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认为事件过程属于通奸性质，不能以强奸罪论处。并出示同村28名村民的证明，证明陈某是正常智能的妇女，炒菜好吃，认为邓某与陈某发生性关系实属通奸。由于性行为发生时只有两名当事人，无任何旁证。检察机关对事件的经过难以认定，试图通过性自卫能力重新鉴定，以决定事件性质。     

论特殊防卫的界定——对"邓玉娇案"定性的法理评析

“邓玉娇案”的受关注程度可以看出我们普通民众对于司法权监督的力度。从案发到最终宣判，这一个多月，引发了不少的争论。邓玉娇的行为是否构成特殊防卫则是争论的焦点。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公民对特殊防卫权认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试图以此案为视角，论述特殊防卫权的内容。     

中国降低储蓄率意图明确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在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上发言时表示,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的意图是明确的,但采取怎样的措施仍需深入研究。周小川指出,2002年以后,中国储蓄快速增长的主要特点是,居民储蓄平稳增长,企业储蓄上升明显,从企业储蓄占GDP的     

论特殊防卫权

本文针对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的特殊防卫权,综合我国法学界对特殊防卫权的不同观点分析特殊防卫权存在的弊端,阐明自己对特殊防卫权的态度,并且尝试提出一些救济措施如设立见死不救罪等予以弥补特殊防卫权存在的不足。     

论新刑法对正当防卫的修改与完善

旧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导致实践执法的困难，妨碍公民正确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新刑法完善正当防卫的概念，明确正当防卫的性质，修改和完善正当防卫的条件，确立了公民的无限防卫权，使正当防卫制度更加完善、明确和具体，有利于公民正确地实行正当防卫，依法保卫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浅谈诱惑侦查

本文指出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侦查手段,被许多国家的法律所允可,同时也被许多国家的侦查部门所使用,但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为了使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应对其进行有效的规范和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