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章士钊四十年交往的恩恩怨怨

他们结识于二十世纪初，那是个风雨如晦、灾难深重的岁月。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他们因政治信仰的迥异而分道扬镳。陈独秀一生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牢狱、困厄、疾病几乎伴随他生命的全过程；章士钊则大不一样，他当过国民政府的部长，成为蜚声沪上的大律师。他们的个人境遇可谓“南桔北枳”、苦乐各异。     

1929:陈独秀的知命之年

1929年,正是陈独秀的知命之年。此时,他早已被排斥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之外,隐居于上海的一条里弄。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每每想起一生的追求与奋斗,他的心中不免涌起悲凉的心绪。他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在使命与理想的     

陈独秀为何拒绝朱德入党

朱德参加革命近70年,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可当年朱德刚发誓要彻底脱离军阀队伍,踏上共产革命这条全新之路时,陈独秀却拒绝朱德加入共产党。     

陈独秀与素未谋面的托洛茨基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荣辱升沉,竟与一个外国人息息相关。这个外国人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与他的主张几乎毫无二致,他由此与这个外国人相识相交,并公开进行党内反对派的活动。尽管他与这个外国人素未谋面,但是,这个外国人真挚的情谊深深地感动了他,使他视其为知音和朋友。     

见证一个历史潜在的内涵——陈独秀与蔡元培之间的情感

无论是蔡元培，还是陈独秀，许多人都很熟悉。对于陈独秀，无论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方面，还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方面来讲，他无疑都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而对于蔡元培，无论是就中国近现代史，还是当代历史，把他的名字与今天仍然是年轻人向往的学府——北京大学联系在一起，无疑是为大家所熟悉、且充满崇敬之情的!     

回忆党的早期报刊

1980年初,当时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学习的希丹,为作毕业论文,先后四次采访当年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郑超麟先生,请他详细介绍他所亲历的党的早期报刊的编辑、印刷、发行等工作。鉴于这一材料对于研究中共早期的新闻宣传工作具有史料价值,现根据谈话记录重新整理予以发表。     

陈独秀与房秩五同乡情深

陈独秀与房秩五，一个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民主革命家．一个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爱国教育家．两人相识于安庆青年励志社，相知于携手创办《安徽俗话报》的进步活动中．共同的兴趣和强烈的爱国心，使陈独秀与房秩五在岁月的磨砺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陈独秀在江津的晚年岁月

1938年初，日军相继占领武汉、长沙。大批难民流离失所，蜂涌来到陪都重庆。在逃难的人群中，有一体态清瘦，身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的老者，在一名年轻女性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挤上长沙到重庆的轮船，他就是曾被共产党宣布开除党籍、又被国民党关押多年刚被释放不久的原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陪伴而行的年轻女性，是自愿在南京狱中照料他生活起居、出狱后成为他妻子的潘兰珍。     

李汉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李汉俊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之一，中共一大就是由他积极召集，并在他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的，如今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当时被称为“李公馆”。一大召开后不久，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可李汉俊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知，还同张国焘产生了矛盾，书生味十足的李汉俊一气之下离开了上海，去了武汉，     

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中共领导核心的转移

本文探讨了中共领导核心从陈独秀向瞿秋白转移的全过程.本文认为,中共五大之前陈独秀的领导已受到指责;五大上陈独秀虽然继续当选为总书记,但其领导地位已经动摇.与此同时,与莫斯科有着更密切关系的瞿秋白则受到重视.五大后陈独秀的领导能力受到严重挑战,并最终被淘汰.瞿秋白则声名雀起,并很快成为必然的核心人选.所有这一切,既与当时中共面临的形势有关,也与联共(布)、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