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统一战线及其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和主张;按“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等,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抗日力量。     

任弼时对建设陕甘宁边区的理论贡献及其实践

任弼时抗战期间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对边区建设的理论贡献包括:边区建设必须树立党的统一领导;边区建设必须转变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边区建设中民主政权建设与经济建设密不可分;边区建设中经济建设是"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是其他各项建设的基础;深入调查研究,是边区建设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途径;边区建设必须培养大批得力的经济干部。缅怀前辈的丰功伟绩,重温边区建设的艰苦历程,对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述评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工业是在红军兵工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战时期,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边区军事工业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军工企业制造了一定数量和种类的步兵轻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还生产了不少民用产品,既支援了前线部队作战,也促进了边区工业经济的繁荣。     

李富春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农业发展的实践及经验启示

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发展农业是陕甘宁边区人民摆脱生存危机的必然选择。李富春在领导边区经济工作时,坚持把农业放在首位,带领广大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实践,具体举措有：积极鼓励动员,进行宣传教育;推行开荒种地,改进耕作方法;奖励劳动模范,支持生产竞赛等。总体来看,他在边区发展农业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可概括为：发展农业须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发展农业要采取科学的技术方法;发展农业应发挥榜样的带头作用。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农业发展的实践和经验,对推动当今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灾荒及救治

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遭遇了严重的灾害,除了自然环境恶劣外,还有来自人为方面的原因.灾害的频发,对边区经济的破坏力度很大,而且直接导致了灾民、流民的增多和治安的紊乱,人民的生活极度困难.边区党和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救灾方针政策,以积极预防、科学应对为长远目标,并将直接赈济与灾民自救相结合,实施了卓有成效的救治措施,不仅保证了边区人民的正常生活,而且加强了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提高了党的威信.     

萧劲光在陕甘宁边区反摩擦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萧劲光曾经在这里战斗，生活了10个春秋。这期间，萧劲光先后担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等重要职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他克服重重困难，组建起留守部队，肃清了边区的匪患，打退了日本侵略军对河防的数十次进攻。特别是在边区反摩擦斗争中，他运用“有理、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的原因探析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教育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战时特点,其中“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即是其特点之一。在抗日的大形势下,这一特点的出现有边区政府大力投入群众教育困难重重的原因,也有“干部是群众的先锋”的因素,同时也能达到中共发动群众,控制乡村的目的。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的防灾备荒措施研究

灾荒肆虐、灾害频繁曾是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的一大顽症，如何应对灾荒既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更是乡村民众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民众有着系统而具体的防灾备荒措施，总结这些措施，既能再现当年救灾抗灾的生动画面，又能挖掘出其中的宝贵经验，为当前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加拿大法院案件管理的规则、实践与启示

案件管理(case management)是近年来两大法系国家为减少诉讼迟延和案件积压,节约诉讼成本而采取的一种司法管理措施。其基本做法是由法院指定的案件管理人按照规定的程序步骤,在规定的各阶段期限内,对案件从登记立案到提交庭审之间的全部准备过程进行主持、监督、干预、推动,以促使案件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和解或者提交庭审。本文以加拿大联邦法院和安大略省、魁北克省法院案件管理的规则与实践为中心,提炼可资借鉴的制度设计理念和要旨,以期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走进德国公证业

2010年6月28日至7月15日，中国公证协会副会长常密菊率来自京津、内蒙、黑龙江、新疆、山陕、川贵、鄂豫的公证管理机关、公证协会、公证处的21名代表赴德国进行公证培训和考察。代表团先后在法兰克福、科隆、柏林、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接受培训，走访了当地的公证人协会、公证人联合会、州公证收费保险协会、公证法研究所、地方登记法院、州高等法院、德国洪堡大学、律师公证人事务所等机构。通过培训、考察，团员们对德国公证制度以州为本位的多元化特质有了初步认识；对德国公证在国家信息登记体系、诚信体系中的独特作用、公证咨询和告知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真实保障和德国公证人的职业教育与选拔高素质人才机制等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