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双拥公约”

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后改为“优属”）公约（以下简称“双拥公约”）是延安时期双拥运动的重要文书。20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中曾出现了一些不融洽不协调的现象．诸如各自为政、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等。1942年整风时召开的西北局高干和军政干部会议上，军地双方为了克服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共同商定开展一个“拥护政府。     

中共意识形态根植于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的路径探源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中共通过口号标语、革命文艺、创办《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形式,把自己的政策和主张渗透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里,把中共意识形态及其先进的文化成功地根植于边区乡村社会中。这成为中共抗日民主政权能够生根、发展、壮大的最根本原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

抗战时期,陕甘边区抗日军民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坚持反摩擦斗争的策略和自卫原则,取得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活动斗争的胜利,保卫和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维护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论陕甘宁边区对二流子的改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存在为数不少的二流子,他们不仅耗费了大量社会财富,而且威胁到边区社会的稳定。为了将二流子转化为劳动大军,并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动员,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对其进行改造,如组织二流子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其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由劳动英雄和积极分子带动其转变,代为保存粮食及劳动报酬,对二流子进行思想和精神生活的改造等。边区通过对二流子群体的改造,增加了社会财富,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把大量二流子转变成勤劳守法的劳动者,积累了社会改造和社会治理的经验。     

真假遗嘱大战——香港富商龚如心生前身后的两场遗嘱官司

香港富商龚如心,生前同公公打了8年的世纪遗产大战;而在她过世后,她的巨额遗产又被一名风水大师所争夺。巨额遗产,似乎成了她传奇人生中的黑色幽默剧。而这两场幽默剧中的戏码,都是围绕真假遗嘱展开情节的。2013年7月5日上午,香港风水师陈振聪被控伪造及使用华懋已故主席龚如心遗嘱一案,裁定罪名成立,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处监禁12年。由此,这桩长达6年之久、涉及近千亿遗产、轰动整个香港的豪门官司终于尘埃落定。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现场教学点介绍 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1937-1947年)

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位于延安城南花石崖砭,是西北局1942年9月至1947年3月的办公地。1937年5月15日,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后改为陕甘宁边区党委)正式成立。1941年5月13日,中央决定将1939年初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     

有关郑苹如被害案的档案材料

1946年12月11日上海高等法院讯问笔录之一告诉人:郑华君(郑苹如母亲,因病未到);郑南阳(郑弟),二十九岁,浙江兰溪人,住上海吕班路万宜坊八十八号。问:你姐被害经过。答:……二十八年(1939年)春,我姐与丁见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斗争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宣传斗争。国共两党的宣传斗争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1937~1938年,国民党利用统战工作中的优势地位,对边区进行宣传进攻,而中共受"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导致应对缺失;1939~1940年,国民党继续内外夹击,但中共随着六届六中全会后对统战政策的修正,着重从教育领域内进行反击;1941~1943年,由于双重政权的结束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国民党在边区影响趋于弱化,中共对国民党的宣传开始全面清除;1944~1945年,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为了缓解国际国内的压力,国民党再次放开了对边区的封锁,也试图在宣传上重新进入边区,对此中共则毫不妥协。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学用一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政府创造性地把发展教育事业摆在了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教育理念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边区的实际出发,积极推行教育改革,着力将教育事业与抗战实际、边区建设及人民生活紧密结合,逐步摸索形成了一套以"学用一致"思想为指导的振兴教育的方法和策略,不断指导着边区各类教学实践,改变了边区的教育状况,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支援了抗战与边区的生产建设,使边区教育事业走出了困境。"学用一致"的思想和实践对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实践考察——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功能发挥为视角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为完善的实行民主政治的主要组织形式,行使议决和立法职能,树立民主权威;畅通诉求,表达民意;监督政府,督促政府改进工作;教育民众,锻炼民众的民主能力,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的合法性,推动了边区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因此积累了丰富的民主执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