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犯与法律拟制之关系辨析

转化犯是指在实施某一故意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因又实施了一行为或者出现了某一较为严重的结果,而超出了原基本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基于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刑法特别规定在这种情形下犯罪发生了转化,并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某些刑法条款之所以既被认定为转化犯条款又被认定为法律拟制条款,主要是因为转化犯与法律拟制之间存在转化犯内涵的法律拟制性和转化犯外延的法律拟制性这两个方面的关联性。而这就决定了转化犯与法律拟制的主要差别在于其外延的大小。详言之,转化犯条款中仅包含了对客观行为的法律拟制类型中将数罪拟制为一罪和将此罪拟制为彼罪的情形,以及对主观方面的法律拟制类型中部分法律拟制条款。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转型

《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类犯罪进行了修正,特别是将“卫生标准”修订为“安全标准”体现了刑法对《食品安全法》基本理念的呼应和统一.但是,当前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已经不能再被视为是一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型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风险社会语境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应当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予以理解,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此类犯罪进行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改造,增加持有型危害食品安全类犯罪.严密刑事法网,将“生产、销售”修改为“生产、经营”,实现与《食品安全法》的规制统一.面对食品安全风险,刑法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牵连犯争议问题探析

牵连犯在刑法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却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和争议，并引起其本身的存废之争。牵连犯概念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并与其他概念有本质不同，不宜将其划入其他犯罪形态。     

让每个缓刑犯都能顺利回归社会--安溪法院构建缓刑回访考察机制成效初显

2011年1月5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马新岚慰问安溪县人民法院干警时，专门视察了缓刑回访考察办公室，听取缓刑考察工作机制建设的情况汇报，充分肯定缓刑考察工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马新岚院长指出，     

强化职务犯改造过程中的执法监察

在改造职务犯的过程中强化执法监察，对于促进监狱民警公正执法、推动监狱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南京女子监狱围绕对职务犯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积极构建从源头上预防司法腐败的机制，不断提升执法监察效能，努力推进依法治监。     

身份犯的类型研究

本文基于普适性和实用性的立场,将身份犯划分为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自然身份犯与法定身份犯、亲手性身份犯与非亲手性身份犯、存在型身份犯与利用型身份犯、明示型身份犯与隐含型身份犯这五对对应存在的类型,并认为每一种存在类型都有其独特并不可替代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应当加强对不同类型身份犯的探讨,从而丰富和深化整个身份犯理论的研究。     

即成犯、状态犯、继续犯的理论界分和评价

区分即成犯、状态犯与继续犯,对于共犯认定、追诉期限的起算、正当防卫的认定、新法的适用、共罚的事后行为的处理以及罪数的认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继续犯的显著特点在于,构成要件符合性能被持续性地肯定。伤害罪属于状态犯,但在被害人伤情恶化时有救助的义务,他人教唆不救助的,构成不作为犯罪的教唆犯;重婚罪属状态犯;拐卖妇女、儿童罪是即成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状态犯,拐骗儿童罪是继续犯;挪用公款罪是继续犯;窝藏犯罪基本上属于继续犯,但中途知情后维持现状的,由于行为人没有作为的义务,不构成犯罪;持有型犯罪是继续犯,中途知情而继续持有的,构成犯罪,同住的人发现对方持有违禁品不予阻止的,不构成共犯。     

论刑法中的发展犯

意大利刑法学采用发展犯这一概念。①中国刑法学研究及司法实践中也有必要引入发展犯此概念，以解决某些犯罪的定罪及停止形态问题。     

苏联因何丧失改革良机——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与苏联兴衰(上)

由于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千方百计抵制或扼杀每一个改革举措,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积累,小疾拖成大病。勃列日涅夫晚期,苏联经济处于危机的前夜,力后来的领导人篡改改革的方向创造了条件。     

北京市怀柔区法院创建“三四五”未成年被告人审理模式

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在涉少刑事审判中，针对未成年缓刑犯有可能存在的监管缺失问题，加强与社区矫正部门的沟通合作，通过“一书、一信、一电话”，建立起审判机关、社区矫正机关以及家庭三位一体、无缝衔接的未成年缓刑犯监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