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的伦理辩护

西方学界关于隐私问题的讨论,源于美国学者Warren和Brandeis对隐私的界定。1890年,在《隐私权》一文中,Warren和Brandeis将隐私界定为“不受干涉”或“免于侵害”的“独处”的权利。他们的这一界定影响深远,并导致了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法典的产生。与此相配合,西方伦理学界也试图为隐私权的保护提供伦理辩护。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认识“全球化文化”

目前,全球化这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尚未有普遍认可的定义,比较流行的理解是把全球化看作一种经济现象或一种进化过程。具体来讲,我们一般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全球化。第一,从信息角度,认为全球化是信息与通讯自由传递的全球化。这个层面的界定往往会把全球化归因于科技的进步。第二,从贸易与资本流动即经济角度界定全球化．认为全球化与资本全球流动、资源全球配置、     

服务型政府理论研究综述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起源于西方,但是“服务型政府”概念却是我国学者的创造。关于服务型政府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三公共”理论的界定、政府治理模式角度的界定、范式理论的界定、政府职能和角色定位维度的界定以及目标导向角度界定。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可归纳为：变革理念、引入战略工具选择、探索规范化的制度创新、引入社会化和市场化机制。对服务型政府的质疑和挑战则体现在：关于公共服务是“顾客主权”还是“公民主权”、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争论、以及关于服务型政府的异化等方面。     

生存意愿、主导国态度与国际组织的存续——以国际难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为例

在国际制度研究中,组织一旦建立就保持相对较高的制度惯性是学界的传统认识。组织的功能及改革问题也是研究热点。但数据统计显示,国际组织存在一定程度的死亡率,该现象并未引发关注,也超出了传统理论所能解释的范畴。在大国“退群”现象频发、多边主义重要性受到质疑的国际背景下,考察国际组织兴衰存亡的诸多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比国际难民组织(IRO)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不同生命历程,发现国际组织的生存意愿作为内驱力是决定组织命运的主要变量,主导国态度作为外部力量则是影响国际组织生存质量和解体速度的次要变量。大国退出通常导致组织出现财政危机和影响力下降,但组织存亡的命运和全球治理成效最终取决于组织的维生意愿及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一研究结果其实也对近年来美国“退群”和英国“脱欧”等引发的“多边主义危机”做出了回应,更为中国推动国际组织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启示。     

专利法中国家利益的规范界定

维护国家利益既是专利立法的重要目标,也是专利法的必然选择。但现行《专利法》中国家利益条款设置存在语言表达歧义、概念界定不清、用词重复冗余及语词指向不明等缺陷。《专利法》对国家利益认识不清及专利立法规范化意识缺失是造成国家利益界定失范的主要原因。《专利法》中国家利益的规范界定可从立法及司法两个维度展开:在专利立法时,可采用国家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及国家经济利益等术语取代现行分散的不规范的表述;在专利司法时,可通过司法裁判文书或司法解释等形式对国家安全或者国家重大利益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物质及国家秘密等相对模糊的内容作更为明确的界定,以限定国家利益的具体范围。     

产权社会学：社会学与经济学融合的一种新趋向

既往关于社会学与经济学视角融合的讨论多集中在历史脉络和经典文本之上,从转型中的“产权问题”出发,透过产权分析的社会维度来探究社会学和经济学融合的路径和方向。中国改革以来产权变迁的整体进程呈现为一种“产权连续谱”,在同一体制,甚至同一组织框架内,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个体产权等多重产权形态的并存互融构成中国产权实践的重要特征。产权社会学强调产权是对资源占有的社会认可。产权界定的社会合约性以及多维度性,为解释以公有产权制度为原点的中国产权变革进程提供了一种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也是对产权经济学视角的一种重要补充。     

驰名商标的界定及制度价值分析

驰名商标凝聚了社会公众的充分信赖 ,成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重要凭证。驰名商标制度的价值就在于使驰名商标成为扩大保护商标的一种方法。当商标法规定的传统保护制度无法合理保护一商标时 ,应运用驰名商标保护方法对其实施保护。     

刍议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

为有效应对日益猖獗的洗钱犯罪,我国近年来做出了富有成效的立法努力,其核心是对洗钱罪上游犯罪之范围,与时俱进地不断予以扩充.虽然我国刑法一再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具体范围,然而争议之声从未停止.如何解决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的界定,如何认定上游犯罪的具体内容,还未定论.     

高等学校惩戒学生行为的行政法理分析

高等学校惩戒学生的行为具有社会行政属性,其地位不宜界定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而应理解为社会行政主体.高校对学生的惩戒权自然也应接受行政法治原则的观照.在监督方式上,应充分尊重高校的内部监督和行政监督,认真把握司法监督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