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办案探析

以甘肃省B市检察机关办理的两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例为样本可以看出,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难点和重点问题是如何准确认定主从犯、正确界定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传销行为、有效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和洗钱犯罪等。对此,应从嫌疑人所处地位、具体分工、实施行为、利益分配等案件细节着手予以判断认定,进而能够实现对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精准打击,最大限度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规律特征与对策研究

以浙江省18起法院判决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为研究对象,根据法院的判决书采集犯罪数据,对涉及诈骗的犯罪行为人属性、诈骗组织结构、作案手段、犯罪产业链条进行案例剖析,对犯罪能力、犯罪收益、刑事处罚等维度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发现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有组织犯罪;同时,这也不是一种简单的低风险、高收益的犯罪类型,对于不同级别的罪犯来说,具有不同的犯罪收益和犯罪风险。应当采取"重典治乱"的刑罚策略,推进全球犯罪治理模式的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实施地域性职业犯罪预防和受害精准预防、系统性源头性全链条打击、统筹境内境外两个战场的"打防结合、预防为先"侦防策略。     

电信网络诈骗预警劝阻工作现状及对策

公安机关开展预警劝阻工作,对预防群众财产损失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184名公安预警劝阻人员进行问卷调研,发现预警劝阻人员在电话和短信中最常用的预警劝阻话术包括表明身份、说明致电原因、揭露诈骗方式、开展防骗宣传等内容。对于低危等级受害人主要采取短信劝阻、电话劝阻,对中、高危等级受害人,则会综合采用短信、电话和上门见面劝阻等方式。预警劝阻效果最佳阶段是在电信网络诈骗前期,预警劝阻介入越晚,劝阻效果越低。当前预警劝阻工作存在受害人不配合、预警数据不精准不及时、受害人对预警电话的认知度低等诸多问题。未来预警劝阻工作需要提高预警数据精准度和实效性、加强预警劝阻队伍专业化建设、规范预警劝阻程序和话术、普及96110预警电话和加大反诈宣传等,进一步提高预警劝阻工作效率。     

视觉传达视域下图像传播对大学生构建反诈骗认知系统的应用

电信网络诈骗是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诈骗犯罪。在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方面,传统的方式是张贴平面海报,但面对当下新媒体传播方式的普及,什么样的宣传方式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值得我们思考。在防范电信诈骗发展趋势上,应充分利用动态视觉设计对信息的精确传达、多感官的融入创新和强烈的视觉吸引等优势,重视由文本向图形、静态向动态的转变,以及视觉上的优化,从而提升大学生对反诈骗信息的接受度,使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接受新的防范知识,达到推广防范电信诈骗相关知识的目的。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精准治理研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已进入常态化阶段,各专项司法解释为该类犯罪的认定提供了细化标准。但总体上看,司法解释强调犯罪认定,而缺乏对刑法社会治理功能的观照。《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治理及社会治理提供了规范依据。新形势下,应充分认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技术与组织特征,分析其治理困境与特性,把握该类犯罪的生态利益格局,以形成社会治理合力。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助于生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社会治理范式,利于网络生态环境的系统性改善。     

跨国婚姻诈骗全链条犯罪模式分析——以缅甸犯罪团伙为例

近年来中缅跨国婚姻呈增长趋势,部分缅甸犯罪分子借机实施跨国婚姻诈骗犯罪活动,已经形成“拐骗——偷渡——运输——窝藏——收买——诈骗”跨国婚姻诈骗全链条犯罪模式.打击跨国婚姻诈骗全链条犯罪应当从三个方面施策:一是源头预防,切断买卖缅甸妇女犯罪链条;二是过程监管,政府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协作管理外籍人员;三是打击犯罪,加...     

犯罪学视域下的网络诈骗犯罪防控研究

网络诈骗已取代传统电信诈骗模式,成为新时代诈骗犯罪的主要形态,具有犯罪主体有组织性、犯罪行为隐匿性、犯罪地点跨地域性、被害群体随机性等特征。运用亚文化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等犯罪学理论分析网络诈骗犯罪原因,精神文明脱节、线上操作简易、犯罪成本低廉和专项法规缺失等因素应被重点关注。有必要从加强网络文化引领、丰富技术反制手段、打击上游犯罪、增加犯罪成本、制定“网络诈骗罪”独立罪名等方面完善网络诈骗预防机制,遏制网络诈骗增长势头。     

“饭圈”集资问题治理路径研究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粉丝群体逐渐壮大成为有组织性的支持性团体,即“饭圈”。“饭圈”为应援而筹集来的资金,在来源、使用及监管等一系列问题上一直处于灰色地带。本文分析了粉丝文化与“饭圈”的关系,从“饭圈”集资乱象所涉及的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探讨“饭圈”行为规制的必要性,从明确主体、构建规制机制、加强平台监管等角度提出“饭圈”集资治理路径。     

“以借养借”型非法集资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中,“以借养借”型非法集资犯罪出现增多的趋势,如何认定“以借养借”型非法集资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是判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关键。实践中部分裁判倾向于关注具体钱款去向和用途比例等方面来认定其中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但往往忽略了“以借养借”行为的本质特征。只有从法教义学出发,基于“排除意思”为核心考虑“非法占有目的 ”,才能真正把握非法集资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 ”的本质,也才能准确辨析“以借养借”型非法集资行为的犯罪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