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成杰:从诚信企业家到集资诈骗犯

正曾经的"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杰出人物"曾成杰的商业生涯,最终以被执行死刑的方式终结2011年12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原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曾成杰犯集资诈骗罪并判处死刑。2013年6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曾成杰死刑,7月1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曾成杰执行死刑。曾成杰是2012年湘西集资被公诉案件中唯一直接被判死刑的负责人,该案件曾引发多起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案件,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其罪行极其严重。经法院认定,曾成杰以非法占有为     

骗到跑的“爱增宝”

高收益、高回报、高息诱惑,P2P(点对点网络借贷平台)诱惑多多,与此同时一些P2P公司跑路的消息时有所闻。"土豪死于信托、中产死于炒股、草根死于P2P,总有一款骗术属于你。"这样的段子既是玩笑,也是事实。在上海市奉贤区就有一家这样的P2P公司,名叫"爱增宝",宣称年收益高达14%~20%。然而,当广大投资者做着高收益的梦时,突然有一天梦醒发现,网站无法登录,老板将吸纳到的资金购买网上购物卡后逃匿,投资基本打了水漂。     

没有“倒霉官员”只有渎职干部

正去年12月18日晚,中央纪委网站公布消息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知情人士介绍,童名谦是一个"倒霉透顶"的官员,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任职时遭遇湘西凤凰大桥垮塌以及曾成杰非法集资案,到邵阳后又遭遇邵阳沉船事故。"到哪哪出事",或许在一些人看来,其2013年1月当选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后,不到一年时间即被中纪委调查,仍是"霉运"的延续。但这种"宿命论",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2015年1月企业界犯罪案件追踪

广西隆百高速公路高管受贿二审改判原广西隆百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一分公司总经理邵俊涛因受贿罪一审被判无期徒刑,近日市高院二审改判其有期徒刑十四年。邵俊涛,46岁,2007年9月起开始担任广西隆百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一分公司总经理一职。2007年上半年,其公司负责广西隆林至百色高速公路的招标,邵俊涛受吴某的请求,向对方泄露招标底价,并组织多家     

死刑刑事政策视野下的集资诈骗罪死刑适用正当性质疑

正在经济犯罪的死刑立法废止之前,最大限度地限制并争取事实上停止死刑的适用,应当成为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目标与当然内容。近年来,死刑判决标准,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的司法判决标准,已经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不平衡现象。在确立基本的死刑刑事政策的前提下,确立死刑明确性操作规则并实现经济犯罪死刑认定的制度化标准,成为迫切的理论需求与现实的实践需要。     

银行举报储户金融诈骗法律问题探讨——以公安机关查处非法集资案件为视角

储户隐瞒民间借贷事实,以存款账户资金丢失为由向银行诉讼索赔牟取不法利益,是现阶段出现的一种新类型案件,其与非法集资活动密切相关,并涉及其他类型犯罪.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银行报案时对存款人的行为性质难以定性并查处,亦无法以虚假诉讼罪或者金融诈骗罪作为立案的案由.通过对此类案件特征及发案规律的研究,认为公检法机关、人行等相关部门应紧密协作,防止非法集资活动向银行领域蔓延,并建议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同时在刑法条文中增加相应的罪名,以打击利用银行账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维护金融秩序有序发展.     

集资诈骗罪死刑的司法控制

在我国金融领域内的集资诈骗罪死刑保留,存在广泛的争议。本文从集资诈骗罪死刑的保留质疑入手,分析集资诈骗罪在犯罪形态与死刑的限制、集资诈骗认定与死刑限制及此罪与彼罪的死刑限制。从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对集资诈骗罪死刑予以限制的结论。     

网络非法集资的刑法治理:误区、困境与矫正

通过信息中介在网络上实现点对点借贷是P2P网络借贷的核心要素。将P2P网络借贷等同于网络非法集资,混淆了信息中介和信用中介在网络投融资活动中的功能和定位,是对互联网金融创新的误读。通过对2007-2015年公开的案例研究发现,司法机关在治理网络非法集资中,面临着互联网金融创新保护与非法集资犯罪惩治的两难选择,但这种司法治理过程同时也构成了矫正民间融资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有利契机。网络非法集资的刑法治理应当以刑法谦抑为核心,改善治理方向、结构与路径,满足民间融资行为逐步去罪化的趋势。     

探析公安机关在非法集资类案件受案立案环节的困境和对策

面对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党中央对维护经济安全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公安机关在依法打击和积极防范经济犯罪活动中,对非法集资类案件受立案常常陷入两难境地.因此,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存在的原因,并对如何兼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做好非法集资类案件受立案工作进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非法集资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切入点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非法集资活动的刑法规制更为明确,但是学界对此司法解释看法不一。我们必须首先明确通过《刑法》规制的非法集资行为的范围,重新审视非法集资行为的认定方法,明确非法集资行为的四个特征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其次厘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最后对司法解释中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标准进行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