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继续做好农村教育费附加征收和农村教育集资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根据《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号)和《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加快实施科教兴渝战略的决定》的精神,现就继续做好农村教育费附加征收和农村教育集资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一、农村教育费附加的征收和管理(一)农村教育费附加征收范围和征收率凡未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区县(自治县、市)仍继续征收农村教育费附加。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区县因税费改革而减少的教育经费,试点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在改革后的财政预算和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中优先安排,确保当地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低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水平。农村教育费附加的征收,在继续实行统筹提留费总量"一定三年不变"政策的基础上,其中教育费附加征收的数量和所占比例应不低于或保持1998年实行统筹提留费"一定三年不变"前的水平。从事农村工业、     

为什么要立法保护投资自由

中国国民一旦享有投资自由,投资市场就会产生更多合法的投资渠道和＂财产性收入＂。积蓄的民间资本之水被疏导至合法的投资出路,自然不会流向非法的投资去处,也就用不着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费力不讨好地堵塞民间资本之水。然而,迄今仍然存在着投资法律空白     

常州重案：女老板被骗亿元后突围——对一起开发商“破产案”的调查

吴英最终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一度困扰江苏省常州市民的可能比吴英犯罪性质还要严重的陈晓飞借资11亿元的经济大案开始显山露水。     

吴英赴死背后——草根金融的规范与创新

从2006年一夜暴富。到2007年深陷囹圄。2009年12月18日下午一审被判死刑，2011年4月7日吴英案件进入二审。吴英的死刑判决结果依然引发了公众、包括法院内部人士在内对其罪是否至死的争议。在浙江，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赞，泾渭从来不分明。显然，在吴英案上，吴英的罪与罚，死与非死，已不再只关乎个人。正如财经专家吴晓波评论所言，这一案件是中国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     

被害人过错：集资诈骗案件中一个应然考量的情节因素——兼对吴英案的思考

当前集资诈骗案件频繁发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许多行为人为解决企业资金发展困难而实施非法集资行为,进而基于某种原因走上集资诈骗的道路;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明知存有风险却为追求高额利息而心存侥幸,选择性忽视在享有高回报率的同时会伴随高风险的投资规律,进而客观上配合了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显然被害人主观存在过错,违背了风险社会下的谨慎义务,根据责任自负原理和权利义务统一原则,被害人应当承担某种责任,这种责任并非将被害人推向刑事责任范畴,而是在于通过公正价值导引来弱化刑罚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非难,并引导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个体之合法和合理的行为模式。     

转让集资建房资格行为如何定性

2010年．李某参加所在单位新疆某管理局为职工提供的集资建房．并交纳集资建房款10万元。2011年1月．李某与外单位人员刘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李某将其享有的单位集资房在原有房款基础上增加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某．     

夫妻共有财产中福利房的归属认定

本文结合我国城镇住房制度和福利房的概念,将现有福利房分为经济适用住房、单位集资建房、政策性限价商品房三种类型。根据每种福利房的特点,分类分析在认定夫妻共有财产范围时该房屋的归属问题,并提出了现行立法的不足和有待改进之处。     

非法集资类案件实证研究——以江苏省S市数据为基础

近年来集资类案件逐渐频发,涉案数额大、参与人员多、社会影响广。本文剖析了非法集资行为的逻辑结构并辨析相关刑法罪名,通过对S市集资类案件办理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总结出案件频发的原因在于投资渠道狭窄、企业融资困难、社会存在暴富冲动、群众难以识别集资行为、缺乏监管预防机制等,并提出了区分融资形式妥善疏通分流,整合监管权能明确监管主体,加强综合治理探索风险监测,建立考评制度强化责任追究,突出宣教机制增强风险意识,强化服务职能审慎刑事打击等六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浅谈非法集资的危害及防范措施——从一则非法集资案例说开去

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等特征。本文试对非法集资的概念、危害及如何预防作以阐述,以期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稳定社会秩序,保证经济健康发展。     

民间融资视角下非法集资犯罪成因及对策分析——以某地级市为例

由于民间融资存在着契约化程度低、法律保护不力、监管主体缺位等弊端,这就造成当前非法集资犯罪多发,严重干扰了金融秩序、影响到社会稳定。此文以某地级市检察机关统计为基础,从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特点出发,探讨了该类案件多发的成因及预防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