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困境与出路——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视角

2013年春秋两季集中爆发的雾霾天气引发社会各界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思考,中央和地方纷纷出台措施治理环境污染。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我们确立了环境法制建设的新方向。解决环境法制建设面临的难题,我们必须确立公众环境利益作为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健全环境立法,落实环境法律制度,积极推进环境管理体制的改革。     

治雾霾不能＂等风来＂

最近华北地区出现的几次雾霾，都是借助北风的“救场”才慢慢散去，当地群众才得以“守得云开见日出”。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探讨与展望——以律师状告“京津冀”三地政府治霾不力案为例

2016年12月中下旬有律师以"京津冀"三地政府治理雾霾不力为由向有关法院提起诉讼,从既有法律规定来看,这些律师并不具备适格的原告资格。以此为契机,本文从相关法律条文、环境公益诉讼理论、环境权理论以及宪法文本出发,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进行探讨与展望。     

关注雾霾别忽略烟霾

<正>室外污染造成的雾霾人们很容易看得到,而室内的烟霾人们却往往容易忽略。如果有人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吸4支烟,那么1小时内室内空气中PM2.5含量会翻10倍,且室内的     

绿色发展理念下大气雾霾治理研究——以成都市青白江区为例

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青白江区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和新时期四川自贸试验区,为四川乃至西部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本文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对成都市青白江区大气雾霾治理的现状进行考察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重点治污，“最严”环保法向雾霾等宣战

重霾频袭、跨界污染、源头告急……一系列环保难题久治不愈。在百姓的期待中，时隔25年后，修订后的环保法终于“出笼”。     

雾霾污染联防联控的中国实践与环境法思考

分析我国雾霾污染联防联控的立法框架结构、管理体制、实践成效可以发现,我国在雾霾污染联防联控区域划分、管理主体确定、区域内各主体利益的冲突协调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建议:在区域划分方面,在国家一级上层立法中,采取"立法强制为主,协议自愿为辅"的原则划定法定的区域联合体。在管理主体方面,将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升级为"区域环境管理中心",赋予其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协调职责,并在该"区域环境管理中心"下构建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科研中心。在主体利益冲突协调方面,健全地方政府沟通协调机制,制定联合监测制度、建立环境信息共享机制、采取区域总量控制与区域限批制度、完善区域管理和协调机制。     

雾霾污染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监测城市PM2.5浓度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多个地区遭遇严重雾霾天气,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健康与生活。基于2014年全国设立PM2.5监测站点城市的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敏感性分析方法,从经济发展和公共治理两个维度探索了PM2.5的影响因素,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失调是雾霾天气的深层次诱因;从污染物的排放源来看,能源消费结构、机动车尾气和建筑扬尘成为雾霾天气的直接原因;在对环境污染的公共治理方面,尽管因雾霾大规模爆发以后,各级政府开始加大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投入,但是目前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增加值比重和机动车保有量显著影响PM2.5,且二者的敏感性系数较高;但节能环保支出比重和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不显著,且具有较低的敏感性系数。对此,提出"调结构、减排放、强治理"九字策略的政策建议。     

北京市雾霾污染防治立法研究——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为中心

北京市雾霾污染问题是近年来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自2014年3月《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颁布以来,北京市雾霾污染问题进一步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雾霾污染防治立法有利于北京市雾霾污染治理举措的系统化、具体化,对北京市雾霾治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立法过程中,我们在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的同时,也可以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为依托,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实施和修改为中心,对北京市雾霾污染防治立法进行完善.     

基于SFIC的府际协同治霾研究

我国雾霾区域治理的困境必须从雾霾治理的主体、制度和外部环境角度深入探究。以协同治理为理论基础,以SFIC模型为分析框架,分析我国雾霾区域合作治理的理论路径,论证雾霾府际合作治理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要解决雾霾治理的现实困境,必须建立合作激励机制,实施区域联防联控战略,完善法律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