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果

对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药品价格谈判机制,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降低广大患者用药负担的重要举措。2016年5月20日,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结果向社会公布,其中有慢性乙肝一线治疗药物替诺福韦酯,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药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与之前公立医院的采购价     

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热成像设备——加创TC2000N智能网络型红外热像仪评测

<正>"由加创安防系统(中国)有限公司红外中心自行研制、生产的TC2000N系列智能网络型红外热成像仪,是一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化安防监控产品。它采用320×240非制冷焦平面阵列,工作在8-14μm的长波红外波段,具有灵敏度高、探测距离远、功耗低、寿命长和热图像画质好等特点,能够在全黑、微光和恶劣天气如烟、雾、雨、雪条件下提供清晰、稳定的红外热像。"     

落马前，表情露“玄机”

人有高度发达的大脑皮层，可以随意控制讲话的内容，但是对于语气、表情和肢体语言的控制力则要稍弱一些。因此，人真实的想法和情绪，往往通过非语言的线索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普通人如此，落马高宫亦不例外。     

当代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问题研究

在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转型时期,我国农民利益表达呈现出比较规范化、程序化的基本趋向,有序利益表达的格局逐步形成。但是,受自身主体性条件、国家制度供给和保障以及基层政府传统治理体制和方式的影响,越级和集体上访、群体性申诉、"庇护型"诉求表达等非制度化参与现象也很普遍。为此,应切实从利益表达的主体、客体、制度和载体等层面构筑起一个公平畅通的利益表达和博弈平台,引导、规范农民通过制度化渠道来表达合理的利益诉求,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 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

<正>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     

21世纪以来国外非执政共产党的阶级联盟政策探析

21世纪以来,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许多新变化的大背景下,国外非执政共产党审时度势,克服了以往"极左"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做法,逐步调整了各自的阶级联盟政策.促使它们积极调整阶级联盟政策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垄断资本的进攻、不利的政党政治环境和议会选举制度、共产党谋求自身发展和扩大生存空间的需要等.调整后的新政策呈现出广泛群众性、开放包容性、独立自主性、差异性的鲜明特征.总体来看,国外非执政共产党对阶级联盟政策的调整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自由意志问题

自由意志问题,并不是单纯的一个问题,而是由许多问题一起构成的,概括来看,就是我们能否自由地支配我们的行动,也就是我们是否有自由意志,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这么做,支配我们行为的这种支配的本质是什么?本文主要讨论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关于人是否有自由意志,大家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强决定论、非决定论、相融主义三大块,而对于这三个观点,又分别有着一些反对的意见,而本文作者则是认同强决定论的观点。     

履行迟延的合同解除规则释论

针对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迟延,符合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第4项的构成要件即可解除合同。符合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之情形,直接落入“主要债务”的文义射程。合同解除法上的广义附随义务囊括了传统“债法上之义务群”中的狭义的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只有迟延履行广义附随义务不符合合同目的,方落入“主要债务”的射程,此时需将“主要债务”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在履行迟延中,应将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作目的性限缩解释,并可采用类推适用违约损害赔偿的可预见性规则予以适用。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判断,以公式来表明,即为“重大违约(需结合个案判断)+并非债务人订约时不可预见或不可认识(当事人主观标准+理性人标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预见性的判断时点为合同订立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主张根本违约之一方当事人负担,但在如合同已明定给付日期等无争议之重要事项之场合,当事人无需负担举证责任。履行迟延中的合同解除权之发生不以债务人的可归责性为必要。在解释上,应当认为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适用于非定期行为,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适用于定期行为。关于相对的定期行为之成立,除有“履行期日严守”要件之外,还须结合合同目的予以判断。     

论非典型性无罪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逐步深入，我国的无罪治理亦将呈现出一些全新的特色。以往，裁判权针对部分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所做的否定性评价往往更容易引人注目，而近五年来，无罪裁判的基数增长则更多体现为某些具有常态特质的案件类型。为了追求司法精密化的理想效果，需要着手将此类“非典型性无罪”予以系统规制。当然，这种无罪治理方案必须以相关概念内涵的充分解构为前提。故而，S市近五年的生效无罪判决就供给了难得的实证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