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发展的实践动力与阻力

一、关于以审判为中心庭审模式的认识误区
　　曾经看过一篇苏联作者写的文章，写的是一个生活体验—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过这种体验：当我们坐的火车停在火车站时，旁边有其他火车经过，我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的火车开动了。当我们把目光放到窗外的静止的电线杆时，才意识到原来只是铁轨在震动而我们的火车并没有动。今天谈到审判中心主义，我就有一个疑问，现在我们的铁轨在动，我们放了很多车厢在铁轨上，诸如“审判中心下的检察改革”、“审判中心下的控辩关系”，等等。今天我们又加挂了一个车厢，就是“审判中心与证据法的发展”，这样的车厢挂了好多，但是火车开了吗？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对立——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另一种逻辑分析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关注生态危机、保护生态环境之时，西方学界也产生了关于“人类”与“生态”何者为第一位的价值争论，造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两种生态观的截然对立。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自然观出发，首先对这两种生态观的价值、思维和限度做出阐释与比较。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内在矛盾也要求我们必须超越两者的对立，充分挖掘并吸收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理论资源，并借鉴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成果，积极探索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     

审判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唐代司法

唐代作为中国古代法治清明的时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唐代构建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模式的必然结果。唐朝初年，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提出了“天下之法”的概念，对司法官员的选任实行“试判”考试，提高了司法官员审断案件的能力，初步确立了司法官员独立审判的传统。为了实现审判公正，唐代在诉讼程序上作了许多制度上的创新，制定了三审立案的审核制，实行逐级诉讼不受审级的限制，案件审判须经过严密的司法论证，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注重对诉讼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从而提高了审判的质量，有效预防了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现象的发生。     

“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视野下再论侦查讯问——以陈灼昊案件为例

"审判中心主义"是对传统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深刻变革,其强调法庭庭审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2015年10月3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灼昊一案的审理过程及判决结果清晰的诠释了"审判中心主义"带来的变化,法庭对证据的审查采信不再严重依赖侦查机关,控辩双方的质证更为充分与激烈,警察出庭取代以往的书面情况说明,不符合法律规范要求的口供被严格排除,疑罪从无原则得到真实履行。以侦查讯问而论,若要使得口供在庭审中获得采信、不被排除,就要求侦查讯问必须合法与规范,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具备程序意识与法治观念。     

民事释明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审判中心主义"的前提和基础是庭审实质化,实现从"粗放型庭审"到"精细型庭审"的转变,而庭审实质化则要求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充分对抗,为此需要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提高律师辩护质量,建构一支足够与控方抗衡的力量,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还需要较长时间。因此,需要转变视角,将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理论引入到刑事诉讼中,发挥法官的能动作用,通过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弥补控辩双方之间失衡的力量。为了防止法官滥用释明权,威胁法官的中立性,有必要从释明的范围、释明适用的阶段、释明的方法、释明的界限以及释明的责任等方面对法官释明权进行一定的规制,此外,可以尝试通过案例指导逐步构建完整的刑事释明制度。     

生态危机的人学反思——兼论“绿色发展观”

生态危机直接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其实质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危机。从人学的视阈来看,生态危机源自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一是近代以来的认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对自然的客观主义、物质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二是工业革命以来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资本主义利用,导致了资本对人和生态的双重掠夺。要化解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将"绿色发展"融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理念和模式之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谋求人类发展的共同福祉。     

审判中心与证据法：一点浅思

关于“审判中心与证据法的发展”这个题目，我的看法是：审判中心及其所可能引发的程序结构变迁为证据法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或者说新的推动力，但这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就审判中心主义即证据法发展的空间或推动力而言，我觉得我们还处于想象之中。现在我们对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意涵和实现路径还有争议，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此尚未达成共识。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围绕审判中心主义所进行的地方性试点改革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范就更是如此。甚至包括最早推进庭审实质化试点改革的成都中院，大家都还在继续探讨而根本没有对此作普遍推广。前段时间笔者参加了一个司法改革研讨会，有领导明确表示：“怎么搞审判中心主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各家都还有不同意见。至于怎么做，也是不成熟的。”既然在如何理解和推行审判中心主义这个逻辑前提上都有不同意见，很明显我们探讨证据法应如何发展的时机还不太成熟。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至今仍处于发挥主观想象力这样一个阶段。就此而言，学术界和实务界仍然需要围绕何为审判中心主义，如何实现审判中心这一命题上进行深入的对话与探讨，以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厘清我国证据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     

环境犯罪客体研究——“环境权说”的坚持与修正

我国刑法理论重视对环境犯罪客体的研究,学说纷呈,争议激烈.环境犯罪的客体应当为环境权,其主体限于当代人,内容包括环境享受权、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对象为一定范围内的环境.研究环境权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是完善环境刑法学的需要,更是迈向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西哲史教材怎样体现中国性——马工程版西哲史教材“导论”一些命题的辩护、澄清与商榷

马工程版西哲史教材的出版是我国西哲教育界的重要事件.但是,与之前国内出版的西哲史教材一样,该教材对中国西哲史教育中的“中国性”缺少应有的重视.无论是对西哲史在整个哲学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还是对西哲史的研究对象、西哲史本身的发展历程和线索、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目前西哲史教材的表述都应更严谨、准确,不能直接照搬西方理论权威的表述,而应考虑到中国哲学教育中的中国性,自觉地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哲学史观.     

从唯物史观视野探析生态危机形成的根源

人类面临生态危机已成为共识,而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仍在继续;究其原因,有人主张是“人类中心主义”。然而,形成生态危机的原因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生态危机的形成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