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与超越：论新生态伦理观的建立

生态伦理学是人类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出现的一门伦理学的应用学科,它对传统伦理学理论提出了挑战。生态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一方面是其拓展传统伦理学理论思维的标志,另一方面它也在争论中整合,在争论中走向成熟。     

论人类从“自然之子”到“自然主人”的嬗变——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与出路

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罪恶之源”。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主客二分的机械主义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影响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两大转变：“自然之子”走上“自然主人”;和谐转向冲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创建生态文明是实现人和自然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选择。     

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选择

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经历了在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以坚持传统公共行政＂效率中心主义＂到以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的＂新泰勒主义＂,我国应该把国外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与体系和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政府管理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超越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两者的价值交替,建设中国特色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     

绿色政治的现象生成与哲学图景

绿色政治的产生具有显著的现实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根源。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导致环境危机的加剧,提升了环境关注,最终促成环境与政治的联姻;同时也促使绿色政治人反思和批驳了人类中心论。作为一种新政治,绿色政治理论力图打破主流政治传统,以生态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采用尊重个体的整体主义思维模式,吸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成分,努力塑造新异的绿色价值理念。     

理论与实践：中国式民主的两个面向——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要推进民主实践，必须“理论先行”。中国社会科学界应当反思世界各国以及台湾实施民主政治的经验、教训，以中华文化作为基底，发展本土社会科学，并致力于建构中国式的民主理论。不应当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开放”，就是人类的最佳选择。实则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于中国。     

从权力中心主义到法律中心主义:地方政府治理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及其制度性建构

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阐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一些共性特征,即以政府权力意志为主导,以地方支持性政策为平台,以行政授权为推进手段,以试错之名"良性违法"等。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的生成逻辑是"于理有据",即德之理、情之理、权之理和法之理的总和。"于理有据"也内蕴了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无法克服的限度,即"于法无据"。作为新的替代方向,法律中心主义改革模式已经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出现,并开始向制度构建层面迈进,其基本要义是强调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遵循法律规范、民意需求和权力平衡等基本原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从权力中心主义转向法律中心主义,也意味着其改革动力从权力本位转向了法律本位。这种基于法律本位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将推动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法治保障框架下呈现百花齐放却于法有据的新局面。     

口供何以中心——“罪从供定”传统及其文化解读

从制度到实践,口供在古代刑事司法中的作用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赃证仅仅是获取和推核口供的辅助手段,孤供可以定罪,而无供情况下则通常只能办成悬案或疑案。相应的,作为取供中的合法暴行,最不可妄加的拷掠成了断狱中最不能离开的审讯手段。而有限的可知论、伦理秩序和狱无淹滞的价值诉求、反逻辑的自由心证及非对抗的刑事司法等则为口供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不道德的环境伦理与环境权——以康德法权哲学为视角对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批判

康德法权哲学的理论基石是先验自由。因而康德的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伦理上的自由。现代的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理论起点仍然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因而是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反传统伦理。从康德的法权哲学来看,由于缺乏自由的根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乃是不道德的伦理,由此而引申出来的环境权也就是无伦理基础的环境权。     

共犯与身份竞合时的罪责认定——以“密切关系人”参与受贿为视角

"密切关系人"参与受贿时共犯罪责的认定,属于共犯与身份的竞合,在具体认定时应坚持违法共犯论、共犯从属性及正犯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密切关系人"对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加功的场合,"密切关系人"应按受贿罪的共犯定罪处罚;在国家工作人员对"密切关系人"受贿加功的场合,应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为受贿罪的正犯,"密切关系人"为受贿罪的共犯,在处罚上按各自的责任要素单独判断;在国家工作人员与"密切关系人"共同实施受贿的场合,属于想象竞合犯,应按"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具体认定各主体的责任;在国家工作人员对"密切关系人"受贿事后认可的场合,属于对法益侵害结果的认可,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认可行为评价为受贿罪缺乏责任基础。     

侦审关系侧面之审判中心主义的形式与实质

侦审关系侧面之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在于,审判权应当对侦查所取得的证据及结果实现有效审查,而这一实质的实现形式则有多种可能性.随着犯罪形势日益严峻,传统意义上的审判中心主义面临挑战.为应对这一难题,世界各国分别发展出繁简分流与重塑侦查两种方案.从我国法治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现阶段不应过分倚重繁简分流方案,而应充分借鉴重塑侦查方案中的各种有效措施,在传统的封闭式侦查阶段中加入法官听审与辩方质证等因素,探索审判中心主义的多种运作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