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标志着人类生态伦理观念的一大进步,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在我国,只有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基金会治理的法律道路——《基金会管理条例》为何遭遇“零适用”？

通过选择财产权构造、绩效观察度、资源依赖度和公共关联度来建立基金会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并就相关要素如何影响法律规范的配置进行了研究。对全国性基金会年报资料的研究表明,中国基金会与政府的＂非对称依赖关系＂正在被打破,政府同时是社会慈善市场的推动者、监管者和垄断者,由此需要导入司法审查,建立多中心主义的法律治理模式。首先,未来的中国民法典需要借助＂转介条款＂实现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的对接;其次,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的配置要以保护公众知情权为中心;最后,配置诱致性规范以激励基金会主动接受外部监督。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生态、能源问题,导致人与自然不和谐。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     

践行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

工业文明孕育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终结了人类物质匮乏的时代,但环境问题却成了它的副产品,生态出现严重危机。究其根源,主要是发展的价值理念——人类中心主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关注人的生存问题,对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哲学思考,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践行科学发展观是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由之路。     

浅论庭审中心主义语境下公诉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要求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法非证据排除制度。这一提法被学者解读为庭审中心主义,检察机关特别是公诉部门应当高度重视,积极应对,才能确保公诉工作在新形势下健康发展。     

论公司机关决策权力的配置

特定法域的主义之争有其特殊的阶段、问题甚至概念,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当代意义更是对机关分化不足的确认,经理中心主义则提示了董事会与经理分权的弹性。我国公司业务决策权力在机关之间分割,缺失决策权威与权力中心,造成了公司业务中决策主体的缺位、义务设定的落空和责任识别的困难。司法对公司行为的评价囿于决策问题本身而非机关的决策,从而加重了司法判断的负担,难以实现取向决策程序的方法论变迁,难以通过信义义务实现贴合交易语境的审查。对公司机关决策权属规范的再造,应首先明确董事会作为公司业务权力中心,从而将公司行为的评价难题转化为通过信义义务的决策责任追究问题,同时应在贯通权责逻辑的前提下为封闭公司保留分权的自由度。     

庭审阶段补充侦查制度合理性省思——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背景

庭审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是职权主义诉讼结构和侦查中心主义的产物,其理念是追求实体真实。该制度不符合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精神,有违控辩平衡的诉讼原则,也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导致司法资源浪费和诉讼效率降低,且有侦查权僭越审判权之嫌。针对上述弊端,结合检察机关正在实行的以案-件比为中心的考核机制,宜尽快废除庭审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作为补偿,应当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证据申请权,改由人民法院进行庭外调查,庭外调查的重点应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对于庭审阶段翻证的证人,不宜由侦查(调查)机关单方面询问核实,而应当通知其出庭作证。     

中国需要中国学吗--争议“燕京学堂”

燕京学堂的中国学,不过是要把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根基的汉学和中国学搬到北大来生产而已。这和富士康代工苹果手机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以“中国主体性”为表的燕京学堂,里子上不正是“中国主体性”碎了一地吗？     

刑事庭审中心主义刍议

刑事庭审中心主义,是指在法庭之上进行刑事审判的所有活动,使得事实的调查、证据的开示与质证、定罪与量刑、裁判公布等都在庭审之中完成。该理念乃为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途径,立足于司法改革远期目标的实现,必须克服庭审中心的实现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