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性宣告的中国模式及其理论反思——以非法供述排除为例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讲,宣告违法被设定为排除非法证据的前置步骤。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应当排除的非法供述,我国法院通常采用默示宣告的方式而非明示宣告;在排除的证明标准上普遍采用较低标准;说理上侧重事实和证据的罗列,忽视对证据的分析;允许不同形式上的"变相处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程序性裁判中法院的定位发生异化;其次,"侦查中心主义"导致侦查行为合法性难以得到有效的司法审查;最后,法律技术简陋甚至欠缺。因此,有必要强化程序性裁判中法院的职权性,通过彻底的违法性宣告来破解当前"泛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危机,并建立从事实问题到法律问题的推定规则。     

审判中心主义的中国理据及其司法要义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历经"侦查中心说"的主导与"诉讼阶段论"的认识,在对司法规律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了"审判中心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确立符合司法的中立性、对抗性、终局性的基本属性,是社会历史变迁与制度文明进化的产物。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刑事司法须将定罪量刑确定为审判者的专属职权,引导控辩双方围绕证据展开对抗,在程序正义的保障下追寻实体正义,确保被告人的充分参与和律师有效辩护,将权力控制与权利保障统一于审判程序。     

“证供并重”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概念之辨析

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为传统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带来了新的契机.职务犯罪侦查活动自始自终都是一种由证到供、由供到证、再由证到供的无限循环、交叉往复的过程,取证与取供虽然有性质与内容上的不相同,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价值高低之差别、地位轻重之迥异.证与供应当并重,都是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中心,确立“证供并重”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概念及对其组成要素进行模式化研究,是探究职务犯罪模式转变的前提与基础.     

一个德国人眼中的“中国特色”——读雷克新著《中国,特色》

正《中国,特色》作者:(德)雷克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定价:36.00元"中国特色",在中国已逐渐沦为"政治大词",绝大多数中国成年人即使不会言传也可意会。但是,"中国特色"毕竟是相比于外国而言的,那么,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从生态伦理视角透视当代环境危机

全球环境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危机之一,也是亟待认识和解决的问题之一.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因此,树立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是解决当前环境危机的关键.     

浅谈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

在研究人类怎样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克服“生态中心主义” ,最终走向环境伦理的命题时 ,就必须对这两种思想进行剖析 ,以明确科学的环境伦理思想 ,进而促进可持续发展实践     

庭审中心主义理念下侦查模式的变革

在强调法治、人权的时代，无论从价值取向还是实践的效用来看，英美法国家“庭审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越来越得到理论界的认可。大陆法国家也已经、正在并将继续从英美法国家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制度设计，可以说“庭审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是各国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种潮流下，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已经作了部分变革，基本上可以说是已经具有“准庭审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但是，侦查模式却与”庭审中心主义”的要求格格不入。可以各国侦查模式的共性作为我国侦查模式变革的模板，变革我国侦查模式。     

走向城乡环境正义——以法制变革为视角

城市环境趋向好转,农村环境不断恶化这种二元趋势的凸现,提出了我国的城乡环境不正义问题。城乡环境不正义问题的出现,不仅与我国城市中心主义环境法制有关,更与我国农民实质自由严重匮缺相联系。走向城乡环境正义,不仅要消解我国环境法制中的城市中心主义,更要实现城乡居民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利上的平等,并对农民权利实现的保障机制作出制度安排。     

"相对合理"的卷宗中心主义改革

刑事案件卷宗 ,是刑事诉讼赖以运作的基石。但对卷宗过度信任、依赖的卷宗中心主义 ,则对案件事实发现与人权保障造成危害 ,须予以清除。有关改革举措 ,应以相对合理主义为指导 ,走渐进的改革之路。